中国近代美术及其教育：中西方美术教育研究与作品观赏

一、中国近代的美术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大门，资本主义列强不断挑起侵华战争，中国步入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时代，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抗外族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成长起来，于1911年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19世纪下半叶，上海成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上海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传统绘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众多画家云集上海，形成具有职业化、平民文化特色的“海上画派”，海上画派与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岭南画派以及固守传统的北京画坛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近代美术发展的重要特征是西方美术的涌入。其序幕是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陆续将西方宗教美术带进中国人的视野，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了新的艺术观念出现。

（一）中国近代的绘画艺术

20世纪初期，上海、广州和北京三地分别聚集了不同风格和艺术主张的画家群体，形成了“海上画派”“岭南画派”和“京派”三足鼎立之势。

1.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是继扬州画派以后的又一支主要绘画流派。到了19世纪，上海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吸引了大批的江浙画家旅居上海以卖画为生。虽然他们的师承流派不同，各有专长，但都以传统的绘画艺术为基础并吸收借鉴了西方艺术，也主张对传统的绘画艺术进行改造。他们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刚健雄强的金石艺术中吸取营养，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形成雅俗共赏的新风貌。海上画派通常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任颐为高峰，晚期以吴昌硕为巨擘。

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还有赵之谦和虚谷。他们在书法和篆刻方面的造诣很高，并受到碑学派和邓石如的影响，取法秦汉，自成一格。他们将书法篆刻移入绘画之中，画风挺拔峻峭、浓艳厚重，大胆地吸收民间绘画中的色彩，改变了画坛上长期流行的柔媚纤细的画风。

2.岭南画派

“岭南画派”是海上画派之后崛起的体系最成熟、影响最大的一个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它是岭南文化最具特色的优秀文化之一，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绘画流派，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优秀的画派之一。

这一画派是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下，在近代中国的艺术革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冲破顽固守旧势力的禁锢，积极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不仅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而且还催生了“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岭南画派，给岭南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并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融汇中西绘画之长，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中国画，并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特色，创制出有时代精神、有地方特色、气氛酣畅热烈、笔墨劲爽豪纵、色彩鲜艳明亮、水分淋漓、晕染柔和匀净的现代绘画新格局（图7-1）。

图7-1　《岭南春色》陈树人（近代）

3.京派绘画

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精英云集、人才辈出。不同风格、不同艺术主张的画家汇集于此，与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呈现出之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艺术繁荣景象。

20世纪初，北京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地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中国传统绘画虽然受到了革新潮流的冲击，但因为这里有牢固的根底，有丰富的古代收藏，坚持民族传统绘画体系的艺术家们仍然以反潮流的姿态坚守阵地，形成以“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为中心的“京派绘画”，成为传统绘画艺术在北京得以发扬的重要基础，并对全国的中国画发展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中国画家们也在吸收西画的观念和技巧方面做了艰苦而富有成果的探索，使其融合为中国画的创造元素。总之，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中国画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在健康地发展：一条是坚持传统路线，陈师曾、齐白石（图7-2）等人是这条路线杰出的代表人物；另一条则是“以西润中”或“中西融合”的路线，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人在这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

图7-2　《西城三怪图》齐白石（现代）

（二）中国近代的书法艺术

中国近代的书法承晚清之余绪，“碑学”在近代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吴昌硕、康有为等跨时代的碑学大师。他们从晚清走来，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近代“碑学”的发展，但从整体的“碑学”发展状况看，与清代中晚期相比，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应该能只能算是清代“碑学”的正常延续。

但无论如何，近代“碑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在当时依然是十分重要、不容忽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碑学”依然占据着近代书法的主流地位，而其他的书学类别纵有所发展，也难以与之抗衡。直至1927年，中国最后两位碑学巨匠与领军人物吴昌硕、康有为去世，近代“碑学”才开始逐渐衰落。虽然后继有人，但再也难以达到他们的高度。

随着“碑学”的逐渐衰落和新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帖学在暌违了近两个世纪后开始复苏，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沈尹默、白蕉等成为一代翘楚。“帖学”在打破清朝近两个世纪“尊碑抑帖”的陈规后重新复苏并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打破了清朝晚期以来“抑帖扬碑”的偏激做法，使得“帖学”重新得以发展，而且对此后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碑、帖的共同发展，使得此后的书法风格不再像清朝晚期那样独尊北碑，而是在碑、帖的互补中求创新，因而可以说是对书法风格多样化的极大促进。

（三）中国近代的建筑与雕塑艺术

随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西方建筑及其思潮的全面输入，西方各种样式的建筑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更是如此。著名的上海外滩，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西方建筑群，被世人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面临严峻的挑战。加上当时木材的缺乏和传统建筑施工方法的落后，难以适应近代建筑对功能和新设施的要求，中国建筑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流行照搬西方建筑样式的社会风气中，中国建筑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中国建筑发展的新道路。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年）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先后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就是最早的成功探索，尤其是南京中山陵，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杰作。

与同时期的绘画艺术相比，中国近代雕塑艺术显得十分滞后。主要原因是雕塑创作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多灾多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显然很难提供这方面的条件，加上长期以来中国没有竖立雕塑家应有的社会地位，所以近代雕塑艺术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艺术质量也不高。

同样，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呈现出日趋衰落的态势。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商品倾销，再加上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使我国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工艺美术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和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工艺美术行业被迫停产，许多手工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转业或靠做小买卖为生。过去曾经是“业陶者数千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变得一片萧条，每到年终，无活的窑户、工人往往悬梁自尽。北京玉器行业曾经流行这样的民谣：“嫁女不嫁玉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磨破十指血淋漓，卖儿卖女饿断肠。”当然，这时期也有极少数工艺美术，如北京雕漆、苏州刺绣以及民间彩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二、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www.xing528.com)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摧残了中国人的肉体，也冲破了中国人保守的思想。透过被砸开的门户，人们幡然看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痛彻地感到一个民族要强盛，就必须重视科学，重视经世致用、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实用知识，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为洋务实用的美术人才。应科学与实业的需要，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在这块成分驳杂的土地上应运而生。接受日本和欧美诸国美术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显露端倪。

1912年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开办；1922年广州美术学校开办；1928年艺术院开办；1928年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开办……在欧洲学院派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迈出了坚实的发展步伐。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严峻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成为时代的要求，美术教育在社会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机构

中国近代人们开始重视经世致用及以物质生产为目的实用知识，重视科学，重视培养实用的美术人才。应科学与实业的需求，近代学校教育应运而生。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专门制图的人才，内分二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学生被称为“画图生”。

要发展教育，兴学育才，培养新式师资就成了关键问题，这自然导致了我国师范教育的萌芽。

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两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7-3）。该校设本科、速成与最速成科三科，以培养高、初级二级小学堂教员为宗旨。所学课程为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和体操等。图画也为其中的必修课程，另设有法制、理财、农业和英文等随意课。1905年，这所学校改为以培养初等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为宗旨的优级师范学堂。

图7-3　两江师范学堂

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一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需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接连办了两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美术师资人才，其中包括汪采白、吕凤子、沈溪桥、李仲乾、姜丹书、吴溉亭、李健等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毕业生主要分配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山西和北京等地，有的直接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为我国新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瑞清也因其卓越的贡献被尊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此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以及在两江师范学堂旧址重新建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也都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此外，我国最早的中等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现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也开设了图画、手工课作为主要课程。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草拟的《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即《钦定学堂章程》，也称“王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近代学校系统，虽公布，但未执行。

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癸卯学制”将学前教育的“蒙养院”划出学校系统之外，将小学到大学分为三等六段。其中，第一为初等教育，内分为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和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二段；第二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一段（学制为5年）；第三为高等教育，内分三段，初步构筑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为三条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

《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下，规定初等小学将“图画”“手工”列为加授科目，作为“随意科目”。其中，初小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高等小学“图画”为必修课，每周2课时，“手工”列为兼授科目。其中，高等小学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通过教学“练成可应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细，助其愉悦”。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制作简易之物品，养成其用心思耐劳烦之习”。中等学堂“图画”为必修课，每周1课时，共计4学年。中等学堂图画教学目的是“习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兼讲用器画之大要，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

清末的“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教育开始全面摆脱自我封闭，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奠定了图画和手工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清末，由于对科学和物质文化的重视，原本被人忽视的“技”的美术教育在我国各级教育组织中迅速出现，形成了与“艺”的教育并举的局面。至此，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格局正式形成，也奠定了现代美院与工艺美院并存、基础教育中的绘画与工艺并存、社会中画家与工艺美术大师并存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思想

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的普及而出现的，美术本身在当时被视为“实学”。

在当时的新学体系中，属于“技”的美术形式和内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中国美术教育思想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偏移。

深受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影响，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根基的中国启蒙学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正是西方人本观念在中国的呼应者。他们在中国力倡美育，并努力使之成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国维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而对美育倡导力度最大、感召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先生。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指出：“我以为现在的世界，一天天往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是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了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为抢夺。我们竟可以说是大战酿成的，完全是物质的罪恶。”“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到他们遗失了的情感。”蔡元培还进而分析了美术中的各种成分：“图画，美育也，而其内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又可以得世界观……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鲁迅先生对美育也是大力推崇，身体力行。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以及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极力推崇美育，主张将美育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艺术提倡美育，传播美育。

当时中国出现的这股美育思潮，直接影响了美术教育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看到。其中《小学教则》规定：“图画要旨，在使儿童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兼以养其感”，《中学教则》中规定：“图画要旨，在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兼练习意匠，涵养美感”。将这些规定与“癸卯学制”中的有关规定作一比较，即可发现中国美术教育思想的砝码又向“艺”的方向侧重了一些，足见蔡元培先生的美术教育思想在当时已是相当完备了。

（三）留学生与美术教育的转型

19世纪下半叶，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向海外派遣大批留学生，到19世纪后期，在外国的留学生中已有人开始专修美术专业。第一位是广东人李铁夫，于1887年先赴美国后转到英国阿灵顿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第二位是江苏人李毅士，他于1903年去往日本，1904年到英国学习；第三位是天津人李叔同，190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00年以后，出国学习艺术成为一时的潮流，当时去欧洲留学的有吴法鼎、李超士、林风眠、林文铮、徐悲鸿、潘玉良、吴大羽、方君璧、吴作人、吕霞光、唐一禾等人。而中国的留日学生也达到了高峰，有陈抱一、胡根天、关良、杨秋人、王式廓等人。在1887～1937年，美术界出国留学生大约有200多人。到20世纪20年代，陆续有留学生学成归来，他们或自己开办美术学校，或执教于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犹如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西洋绘画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西洋绘画的引进拓宽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视野，为中国美术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中国的绘画开始注重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西绘画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了。

学校是近代西学的产物，归来的学子们主要是通过创办美术学校来传播现代西洋美术的教育体制和观念技法，使东西方文化得以交流发展。民国时期的高等美术教育，有一定的特点：私立办学的较多，国立美术学校相对较少；综合性艺术院校较多，专业的美术院校极少，而且美术类院校以专科类较多，本科类比较少，大部分都具有资产阶级新学的教育性质。在专业设置上也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美术院校的专业设置以绘画为主，主要引进西方绘画及其教学模式，但也开设中国传统绘画；第二，在美术院校中受重视的专业是图案和实用美术，大部分院校都设有图案课及机织、印刷等实用美术专业，体现了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美术教育的新需求；第三，各美术院校几乎都设立了艺术师范或艺术教育专业，这是当时社会普及美术教育的需要，为各地中小学培养了充足的美术师资力量。

从古代师徒制的教授到此时学校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表明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转型已经开始。从海外归来的大批青年美术学子，以他们投身到美术教育中的积极行为，联合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使中国近代美术教育逐渐进入一个比较规范的学校教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