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美术教育与作品欣赏

一、五代时期的美术

（一）五代时期的绘画艺术

五代时期，各个画科如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都发展为独立画科，并逐渐壮大，出现了许多风格不同、成就卓著的画家。如荆浩、关仝和董源的山水画，黄筌、徐熙的“徐黄异体”的花鸟画。其中五代时期山水画取得的成就，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1.人物画

五代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等人物画家常取材贵族宫廷生活。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名垂青史（图4-8）。周文矩画的《宫中图》描绘了宫廷妇女百无聊赖的生活情景，人物多达81人，分10余组，穿插安排得体，构图变化有致，白描笔法，少许淡彩，人物造型保持了唐代丰腴肥满的特点。此图被分为四截流散国外，分别藏于美国的不同美术馆其另一幅《重屏会棋图》亦很有名。僧人贯休以画水墨罗汉闻名，手法夸张，画中人物相貌奇特，《十六罗汉图》是其代表作。

五代绘画继承唐代传统，达到了中古绘画的新水平，预示着两宋时代绘画高峰的到来。

图4-8　《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南唐）

2.山水画

五代时期，由于画家生活地域和师承关系的原因，山水画逐渐形成“北方派”和“南方派”两大体系。“北方派”以荆浩、关仝代表，荆浩善表现北方崇山峻岭、重峦叠幛等，他的山水画特点是大山大树和全景式构图，并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他的画多表现云中山顶，四面峻厚，主峰突耸，正面折落，百丈危峰立于青冥之间，气局笔势雄浑，勾皴布置，笔意森然，墨色深重，一股雄沉壮拔之气溢于画表。他重视写实，认为前人画法笔与墨互有偏废，提出笔墨应融于一体的主张。他重视生活，对自然山川有深切感受，他以概括之法及灵活多变的线条和笔墨表现大自然的氤氲气象、体积形态、纹理结构，并开创皴法。皴法的出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山水画的表现力突破了隋唐以来山水画大多局限于勾填、勾染的空勾无皴且缺乏质量感的局面。他开创了皴法的水墨山水技法，是我国山水画领域中第一次重大变革和创新，标志着山水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继谢赫关于人物画的“六法”之后，在《笔法记》中提出山水画的“六要”，为我国山水画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位“北方派”著名画家是关仝，他师法荆浩，刻意苦学，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技法上更成熟，有“出蓝”之誉。但整个画风仍与荆浩相似，画史上并称“荆关”。

五代的董源、巨然与荆浩、关仝同属于水墨画法，但在题材、手法、风格体貌上，均迥异于“北方派”。他们专画江南风光、平林远岫、江天归舟、烟雨云山等景象的题材，笔墨柔和温秀，尤注重水墨的皴染和点簇，具有水墨淋漓、浑厚华滋和灵秀明丽的特点。董源对江南山山水水有深切感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形式，表现江南的山石，创造了“披麻皴”法。他的山水画，往往山顶作累累小石，圆润光滑，大小相间，自然而又有变化，“矾头（卵石）”法。南方多土少石，山势平缓，草木丰盛，烟水迷茫，因此他又创造了密皴、点簇、晕染相结合的方法。总之，他的山水画技法特点是用细密柔和的皴线，以披麻法画出山体，又用无数水墨点密点山脊和阴凹处，远望是树，是点也是皴，然后用水墨晕染，将点、线、树、石糅为一体，使整个山体显得湿润，融合和谐。董源深悟自然山水的内在神情，生动地表现出烟岚映带的气象和秀润灵动的风神。僧巨然是继董源而起的“江南派”山水画家，画风相似，都是属于“淡墨轻岚为体”，画史并称“董巨”。巨然师法董源，但笔墨更为秀润，技法上也有所突破。董源创“点簇法”，巨然将此法更多用于点苔上。点苔是自然山石中丛树、灌木和杂草之类的概括，在山水画里起点晴提神的作用。自此，点苔的方法逐渐得到运用，形成了山水画“皴、擦、点、染”的技法程式。

3.花鸟画

五代花鸟画有两个主要派别，画史称“黄家富贵，徐家野逸”，这正说明两者风格的差异。

黄筌、黄居宝、黄居寀随蜀主入宋汴京，画作取材宫禁中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如“桃花鹰鹘、孔雀龟鹤”等，画法多勾勒，用细墨线勾出轮廓，后填富丽色彩，画面浓艳，迎合宫廷贵族审美趣味，被北宋画院奉为规范，风靡百年之久。徐熙是文人，性情“淡泊宁静”，擅画“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蔬菜茎苗，亦入图画”，落墨颇重，傅色清淡，更多接近文人的田园情趣。因他的画风“野逸”，所以不被画院所好。

（二）五代时期的书法艺术

五代时期，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绪，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逐渐呈现出凋落衰败之象。

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在书道衰微的五代，他的书法可谓中流砥柱，个性十分突出，开宋人尚意书风之先河（图4-9）。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法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渐变入欹侧纵肆，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图4-9　《夏热帖》

（三）五代时期的雕塑艺术(www.xing528.com)

五代时期雕塑艺术分石刻、彩塑、陶塑、木雕、铸像等，造型基本上沿袭晚唐艺术风格，以纤柔华丽、注重写实为特征。

五代石刻艺术相当发达。迄今发现的五代石刻圆雕共两批，均属陵墓装饰。1942年在四川成都三洞桥发掘前蜀光天元年王建墓（永陵），墓内发现13件圆雕石刻，其一为置于该墓后室石床上的墓主王建像，高86厘米，头戴幞头，身着帝王常服，端坐几上，锁眉睁目，神态威严，堪称优秀的古代肖像雕刻。五代的石刻浮雕遗物更为丰富。前蜀王建墓中室石棺床的东南西三面束腰处，浮雕24个乐舞伎。其中，南面中部两舞伎呈挥袖对舞状，其余22个均为坐部乐伎，各执乐器演奏，面容丰腴，姿态多样，生活气息浓郁。

甘肃敦煌莫高窟遗存五代时期彩塑39身，以第261窟为代表，所塑天王头戴皮盔，穿长身甲，为当时西域少数民族青年武士的典型装束；菩萨上身披巾，下着衣裙，半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神态恬静安详。

五代陶塑题材多为男女侍仆，格调柔弱。江苏省江宁县南唐二陵出土陶俑190件，包括文吏、武士、伶人、内侍、宫嫔、舞姬等，基本上沿袭唐俑形制，除少量伶人、舞姬姿态较生动外，多数陶俑塑工粗略。

五代木雕存世作品有江苏苏州虎丘塔第三层塔宫中发现的槽木雕观音像龛，约属五代吴越遗物，通高19.3厘米，中央主龛内雕刻手持捻珠的观音立像，旁刻手捧莲花的善财童子；两边扉龛内，雕刻菩萨和飞天，刻工苍劲，描金涂朱，格调富丽。

二、五代时期的美术教育

五代时期，虽然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但是人们对精神生活却有着不懈的追求，美术上出现了新局面，美术教育也有较大发展，画院正式建制并逐渐完善。山水画家师法自然，逐步掌握了皴、擦、点、染等技巧，多种山水风格成型。

（一）西蜀画院

五代时期，北方和中原战乱频繁，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压抑。南方战争较少，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因而绘画艺术在南方获得发展。特别是在南唐与西蜀，更是活跃。

唐玄宗李隆基因“安史之乱”避地西蜀时带去了不少中原画家，其中吴道子的弟子卢楞伽为最著名者。此外还有赵公佑、陈皓等人，他们对西蜀地区绘画的繁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唐末入蜀的画家则更多，如孙位、张南本、滕昌祐、刁光胤等人。五代时期最著名的黄筌便曾师从刁光胤、滕昌祐和孙位等人，而促使西蜀绘画艺术飞跃发展的另一原因是蜀地的小朝廷君主多酷爱绘画，大大助长了这些画家们发挥才艺的热情。前蜀主王建曾设置内廷图画库，任命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同时，某些技艺高明的画家多受到蜀主的爱重，依唐代旧制而授以“翰林待诏”等职，如当年仅十七岁的黄筌被王衍录用后即授以“翰林”之职。至明德元年（934年）孟知祥夺王氏位称帝，史称后蜀，他承袭了前蜀画院的深厚基础，并创建了“翰林图画院”，是为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的宫廷画院，而黄筌更被“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负责掌管画院的工作。同时在画院任“待诏”的画家还有赵忠义、蒲延昌、阮知诲、阮惟德、黄居寀、李文才等。这些宫廷画家有时为宫殿绘制壁画，如黄筌曾于广政十六年（953年）为八卦殿壁画四时花竹、鸟雀雉兔；也有为帝王的陵墓等装饰，如蒲师训为蜀主孟知祥庙画王公车马、蕃汉人物和仪仗等；有时还会为王公贵戚、达官显宦画肖像等，不一而足。

这些宫廷画师多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井平民，而当时的下层细民往往不可能获得较高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难以建立自己独立的审美趣味和美学见解，一切唯以帝王的审美意向为准。但由于他们享受着较丰厚的物质待遇，可以专心从事艺术创造的追求和探索，故艺事益精。西蜀画院的机制保证了画院画风画格的定型，其遗韵甚至统治了之后北宋初期的皇家画院。

西蜀的宫廷画院，自明德元年（934年）肇始，至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孟昶降宋为止，前后达三十余年。

（二）南唐画院

建立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南唐政权承大唐余绪，在这片山佳水美之地努力发展经济，得以民富国强，同时又兴文教，行科举，发展文化。保大元年（943年），耽爱文艺的中主李璟仿西蜀图画院之制，召集流散画家于宫中，亦开设翰林图画院。南唐翰林图画院建制较西蜀更加完备，设有翰林待诏、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画院学士等职官，当时在画院任职的画家先后有上百人，著名者如顾闳中、周文矩、高太冲、朱澄、曹仲元、王齐翰、梅行思、解处中、卫贤、赵干等。如果说西蜀画院的职能还重视其政教功用的话，那么南唐画院已经将其最主要职能定位在“极一时快乐之需”的目标上。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均擅长诗词，雅爱丹青，追求风流逸致的生活情调，时许多王公也醉心风流，裙展宴游，往往形之图画，其流风之盛，不减山阴兰亭。图画院画家，或依上意图绘宴集之盛，描摹贵族王公生活场景，或图绘山川气象、亭台景物以供玩赏，其细致精密又雅淡疏秀的画风与西蜀不同，正体现了南唐国主的品位格调。南唐画院稍后于西蜀画院，也经过三十余年，随着南唐政权的覆亡而结束，但它的存在对北宋宫廷画院的建立和发展同样具有示范作用。

除为皇帝绘制各种图画外，画院还承担了皇家藏画的鉴定、整理及绘画生徒的培养任务。美术教育主要采用临摹的方法，选择优秀的临本临摹，教师教学也是选择好的临本或自行绘制临本供学生学习。据说黄的《写生珍禽图》就是专为其子习画所绘。

五代时期这两个画院的建立，不仅培养了画家，促进了创作，其以上意为则的风格倾向及追求也对宋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画院建立的本身所提供的模式，对宋代皇家的政治意志和审美意志的实现寻找到了一条十分恰当而高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