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美术及教育对比研究

一、秦汉时期的美术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宇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始皇在建国之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实行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施行暴政，秦朝历史较为短暂，取而代之的是汉帝国的兴起。

汉承秦制，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由于国力强盛，西汉武帝时击败了西北匈奴的侵袭，又先后开通了西域与南海的道路，上扩大了汉朝疆域，加强和促进了中原与少数民族以及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伴随着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社会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西汉早期流行法家思想和道家学派的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礼制成为汉代至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西域之路开通和北方匈奴臣服后，异国风情和胡人文化也相继传到中原地区，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状态。西汉兴起的谶纬之学，在东汉极度盛行，出现了神仙方士及阴阳五行说等现象。当然，秦汉时期各种具有折中色彩的思想观念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秦汉美术延续了战国时期的美术成就，同时也被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及其喜好所主导，在手工艺、建筑和书法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手工作坊和建筑营造绝大部分由官方控制，美术被赋予宣扬文治武功、宣扬教化的政治功能，更注重实用性和现实性，即使是表现神仙崇拜和谶纬迷信等具有虚幻色彩的美术之作，其目的依然在于关怀人生的终极问题。

总体而言，秦汉美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富于活力与创造力的时代特征，具有简朴雄浑、沉稳大气、奔放有力的艺术风格，并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美术的发展及文人参与美术活动，为中国画的产生和书法的自觉奠定了基础。

（一）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

秦汉时期的雕塑形式主要表现在石雕、木雕、陶塑、青铜铸像等方面，与不同建筑环境相结合，用于纪念、宣传及美化。秦汉雕塑显现出恢宏的气势、粗犷的力量和丰富的想象，标志着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自1974年起，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陆续发掘出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图3-1）一千多件。这仅是初步发掘。据估计，全部陶俑陶马将有六千多件。有兵有将，排成三十八路纵队，威武雄壮，显示了秦帝国的强盛。这些大陶俑，形象面貌各不相同。如此高大的陶俑和陶马，由塑造土坯到入窑烧成陶质，经历了艰巨复杂的制作过程，而成品不裂不缩，毫无变形，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显示了两千多年前我国雕塑工匠的高超技艺，在我国雕塑史和陶瓷史上大放异彩，震动了全世界。

出土的汉俑多为舞俑（图3-2）、说唱俑、杂技俑，特点是粗线条、粗轮廓，造型古拙，显示出气势和力量，是获得艺术鉴赏家高度评价的汉代艺术品。

图3-1　秦始皇陵兵马俑

图3-2　汉舞俑

（二）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较为稳定，同时由于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工艺美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秦汉时期的铜器工艺生产是一个重要的部门，成就突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铜器工艺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鎏金铜车马（图3-3）。它体型硕大，制作精良，闻名于世。其他铜器品种有传统的鼎、敦、簋等。汉代铜器具有时代特点的是铜灯、铜炉、铜壶、铜镜、铜鼓等。此外，汉代金银器工艺也有所发展，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如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图3-4），呈竹管状，表面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为四段，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等大量的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整个车饰具有构图饱满、气魄宏大的特点，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

图3-3　鎏金铜车马

图3-4　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

秦汉的砖瓦也十分有名，具有质地坚硬、形式多样、纹饰古朴精美等特点。汉代画像石，以人物、动物、植物为主要纹饰，生动古朴，矫健大方，多采用剔地凸起的浅浮雕法，也有采用线刻的形式，以山东、河南两地出土最多。玉雕的制作技艺此时也大有提高，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等加工方法，所雕物品多精巧玲珑。此外，琉璃、木器、编织物等也各具特点。

（三）秦汉时期的书法篆刻艺术

秦汉时期，汉字完成了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化。战国时代，秦的官体文字已沿着秦文字系统由大篆变为小篆。秦统一六国后，政府颁布了“书同文”的命令，经李斯等人的整理，小篆开始规范和定型，如图3-5所示。由于隶变对象的统一和固定，遂使民间隶书的发展目标趋于专一，隶书由此走向了通往成熟的道路。秦末至西汉初年，隶书日渐成熟，很快替代了小篆的官方文字地位。在由篆至隶的演化中，由于毛笔快写和笔法发展的缘故，新的书体——草书也开始孕育。

图3-5　秦李斯小篆作品《峄山刻石》

至西汉，首先由隶书演化出了较成熟的章草。与此同时，草书、行书、楷书纷纷崭露头角，书法的笔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故这一时期可称为中国书法史上十分重要的书体变革时期。西汉书法蔚为大观，从大类别上可分为金石、铭刻类（汉金文、碑刻、砖瓦铭文等，如图3-6所示）和器迹类（简牍、帛书等）两大部分。尽管汉代通用文字为隶书，但实际上各类书体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图3-6　汉《礼器碑》拓本

二、秦汉时期的美术教育

（一）秦汉时期的美术教育机构

秦朝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在全国兴办官学，形成了以官学为主，以私学为辅的局面，强化了教育服务政权的职能，并在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足以说明秦朝时期的美术教育在受教育规模、美术水平等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

汉代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比较昌盛的时期。汉代自武帝始，逐渐建立了一套学校制度。官学有中央官学——太学和地方官学——郡国学校。除官学外，私家教学之风也相当盛行。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还办起了专门学习与研究文学艺术的学院，叫鸿都门学。这里的学生专门学习辞赋、小说、尺牍，还开设了“字画”这一门课程。

汉朝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加之文、景、武、元、明诸帝皆重视绘画，宫廷绘画有了较大的发展。武帝时的秘阁，已稍具后代画院的面目；明帝的“别开画室”，便是较为完备的宫廷绘画机构。

汉代的美术教育仍是以师徒、父子方式传授绘画技能。当时美术的主要功能是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美术教育主要为统治者培养政治服务的工作者。

1.黄门画工及尚方画工(www.xing528.com)

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宫廷画院的设置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古代画院的设立始于五代时期的西蜀、南唐，到了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已经十分完备。然而追溯起源，可以上溯至汉代宫廷机构“黄门画工”“尚方画工”的设置。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在宫廷设立了太学，开设博士，收集图书，大量招收绘画人士，以备皇帝下诏时作画之用，这就是所谓的黄门画工，隶属于黄门署管辖。东汉明帝时，专门设置了尚方画工，以备皇帝下诏作画，同时在黄门署之外又设立了画室署，主持画工之事，执行主持的官员称长官或画官，职称为画室署长，由此可以看出东汉的绘画机构已经比较完备。

汉代黄门画工、尚方画工的主要任务是受帝王之命，绘制圣贤、忠臣、孝子等图像，一般都绘制在宫室、堂庙之上，所绘制的人物既有古人也有当朝人物，以时事为主。“存形状物、法其形貌”是对汉代宫廷专职画工最基本、最重要的技艺要求，以写真为标准的存形状物技艺，是当时衡量一个画工水平的首要条件。

汉代宫廷专职画工的设置，将当时擅长绘画的人才集中起来，各尽所能，并由专人管理，绘画技艺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能相互影响和传授。画工们在奉诏作画时，可以互相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绘画技艺的传授和提高过程明显加快。今天我们从汉代壁画（图3-7）规模之大、沿续时间之长、题材作风相对统一的情况看，汉代画工的规模化、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总之，汉代黄门画工、尚方画工虽然属于首次设置，制度、配置尚不完备，但实质上已初步具备了后世宫廷画院的雏形，不仅为皇室、官方提供了绘画的服务机构，同时也聚集了宫内众多绘画高手，可以频繁交流学习。因此传授绘画技能等美术教育活动有了专门的场所，汉代美术教育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图3-7　汉代画像砖

汉代官方绘画机构的建立和专职画工的设置对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意义非同寻常。汉代的黄门及尚方画工机构，是我国最早的专门美术教育机构，虽然在当时还算不上专门的美术教育机构，但已经初步具备了教育职能，画工们聚集在一起工作，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绘画水平，美术教育的功能得以显现，尤其是技艺较高的画工对水平较一般的年轻画工的影响和帮助，这些画工对那些宫廷之外的美术人才也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总之，汉代的黄门及尚方画工的设置对于当时的美术教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后世宫廷画院的设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鸿都门学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即灵帝出于自己的爱好，专门设立了一所研讨学习文学、书法、绘画和尺牍（书信）的学校——鸿都门学。从此，中国古代教育中一些过去仅为私人传授的内容，被提到了官学制度化的层面上。

鸿都门学，因校址设置在河南洛阳的鸿都而得名。因为灵帝本人爱好文学，创作了《皇羲篇》五十章，并招引了一些会写文赋的儒生相唱和。起初只招那些明习经书的人，后来则凡是会尺牍、书法、绘画的人皆加招引。鸿都门学按其性质与开设课程来说，是一所研究文学艺术的专科学校。

据《后汉书·灵帝本纪》记载，鸿都门学有着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方法，在招生对象和教学内容上都与太学相反。鸿都门学专门招收有写作尺牍、辞赋能力以及善于书写鸟篆文字的学生，这些学生均由三公推荐入学，学成后任官优厚，“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招，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提倡文学艺术的研究，专门学习辞赋、小说、尺牍、绘画和书法，与太学学习经学相对立。

鸿都门学的创立，不仅培养了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提高了文艺和文学艺术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教育史来看，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为唐代创立各种专门学校开拓了道路。

（二）秦汉时期的技艺教育

1.造纸术的萌芽

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中国古代已经有人采用麻类纤维做原料，发明了造纸技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这为后来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提供了技术上的借鉴。造纸术的发明是美术教育史上的大事，对于扩大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既是生产技术，也是美术教育的媒介。

2.工匠技艺教育

周朝时期的工匠技艺教育制度非常严格，对管理工匠的官员所规定的惩罚制度也非常严厉，百工们制造的产品如果低劣不合格，或者不遵守官府的命令私自制造，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到了秦朝，工匠师傅还负有教育百工的明确职责，即“工师善教之”，对于相同师徒制度下的不同的教学成果，以提前或逾期完成学业为标准，制定不同的奖罚规定。由西周至秦，一直都有“工师”官职的设置，“工师”不仅负责管理百工，而且还有监督百工的行政任务，并负责考核制品的规格、质量，以及承担指导、教授工艺技巧的教学职责，使其所管辖的百工，都能够适应严格的制作要求，是集行政管理、技术审核、技艺教育于一身的官吏。由于选拔标准严格，“工师”需要从百工中选择资格较老、经验丰富、技艺较高者担任，当工师对百工进行技艺教授时，便具有了教官、师傅的特殊身份，在百工美术教育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根据《秦律》记载，那些经验丰富的工师，由于他们教导有方，一年内便会取得成效，而新手则需要两三年才能有所成效，工师所教授的内容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技艺、工艺要求的，并非一般的粗糙制作，官府的制作由于对工艺制品要求很高，因此必须有通晓其规范的工师亲自对百工进行教导指示。由此可以看出，工师在百工技艺教育制度中是关键性的人物。汉代传承了秦朝百工的基本制度，只是各种工艺品的制作分工更加细致，工师们在称谓上也有区别，但其管理和督教职能，还是与前代相似。汉代设立少府监，主管官府作场，下设尚方令、考工令等，分管金属器、织造品等手工艺品生产。与官府作场制度的日渐完善相对应，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以家庭作坊为主要形式的民间作坊也得到较大发展，到汉代已经初具规模。当时民间作坊的纺织业特别兴盛，铜镜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汉代民间工艺制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商业经济发展对工艺品种类的新要求。

总之，秦汉百工，一方面继承了战国时期工匠技艺的传统，以工艺门类为基础，形成了各种作坊式的固定行业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造物形象要求，推行相应的百工技艺教育，在工艺性、技术性、批量性和创造性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这是秦汉百工技艺教育的新特点。

（三）秦汉时期的书法教育

史载，秦始皇认定的书体有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与使用的器物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当时的美术字。

秦隶为隶书的最初阶段，这种书体的出现，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它一改篆书笔画繁多、圆转曲折、难写难认的缺点，变圆笔为方笔，变曲笔为直笔，结构上变纵势为横势，为汉代隶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能见到的秦隶有秦诏版和一些权量。

汉代的书法教育从学童开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蒙学，即教儿童识字和书写，学习场所为“学馆”“书舍”“书馆”或“小学”，教师为“书师”，使用的教材是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又称“史篇”或“篇章”；第二阶段是在识字和书写能力具备之后进入乡序，从事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成年后如进一步深造，则可进入郡国学、太学，或受师于经师大儒所立的“精舍”“精庐”等私学。

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注重书法教育，不仅产生了一大批“善史书”之人（即善书法者），为朝廷和郡县选任令史、书佐（即当今所言的一些书记、秘书），提供了支持而且大大推动了书法热潮的掀起，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灵帝于光和元年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置门学，使书法热达到鼎沸。

1.秦朝“学室”与书法教育

秦朝施行“以吏为师”，没有建立完整的学校制度。虽然没有完整的官学体系，但官僚体制、国家机器的运转却需要大量的文吏维持，客观上需要对大量的文吏进行培训和教育。因此，政府机关附设“学室”，由吏对弟子进行教育，培养刀笔小吏，这可以看作是秦朝的学室教育制度。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反映了秦朝的教育情况，简文规定：“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就是说只有史子即史的子弟才能进入学室学习，其他人不准入室学书，对私下求学者要治罪。秦官制中，“史”是掌管文书事务的小官，“史子”乃“史”的儿子，“史”之子，称为“学子”，“学室”是专门培养文书事务人员的场所。根据有限的史料推测，“学室”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阅读和写字。“学室”教育既非小学教育，也非大学教育，可能近似后世的中等教育。教学内容除习字外，主要是学习法令，这与秦朝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有关。

秦朝“学室”文字书写教育，文字书写识读教材是以秦篆正体书写编纂而成的《仓颉篇》《博学篇》《爰历篇》，学童理应学习秦篆书写技能。但若从“便易”而言，隶书更加方便实用，秦朝文字制度虽然规定以秦小篆为官方标准字体，但并不排斥当时流行的隶书字体，“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虽然隶书在当时一直是辅助性的字体，只通行于下层文吏之中，但依然是当时“学室”的教育内容。隶书是秦朝“书同文”最有意义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看，“秦朝实际上是用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秦朝隶书最终代替篆书，应该与当时“学室”教育中推行隶书教育有极大关系。

2.汉代“宦学”与书法教育

两汉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最高学府太学，有为皇室贵戚子弟举办的官邸学以及汉末灵帝设立的鸿都门学，同时还有一种职官学校，称为“宦学”。地方官学称“郡国学”，是以行政区划“郡”“国”为范围的地方学校。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制度，郡国学才得以普遍建立。《汉书·平帝纪》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由此可推断，西汉地方官学有校、学、庠、序。整个汉代官学教育体系，由太学、学、校、庠、序五个等级组成。官学体系中，除了宦学和鸿都门学外，其中央和地方官学都以经学教育为主，以社会教化为宗旨。

东汉王充云：“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这说明汉代宦学，主要学习写作官文书、熟悉法令，并学为吏之道。而宦学中首要学习的内容是学书。一般认为，汉代文字书写识读的教材有汉代对秦朝字书加以整理的《仓颉篇》、汉代新编的字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班固续《训纂篇》、贾鲂《滂喜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