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美术教育研究及作品欣赏

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开始，经商朝、西周到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统称为先秦时期。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夏代至春秋是奴隶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制社会的开端。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及推广使用，也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先秦造型艺术中，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占有突出的地位；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艺术成就也十分可观。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被先秦统治者们普遍重视；从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到西周成康时期，以“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六艺”教育以提高文化教养为目的，其中包含重要的艺术教育内容，对先秦的美术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品格和性质的确立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先秦时期的美术

（一）绘画艺术

先秦时期的绘画以人物肖像画为主，寓有兴衰鉴戒、褒功挞过之意，为维护礼教服务。现就先秦壁画、战国帛画、漆画作扼要介绍。

1.先秦壁画

西周曾创作过重大历史题材的庙堂壁画。据郭沫若对江苏丹徒出土铭文的考释，西周初年曾有《武王、成王伐商图》及《巡省东国图》的壁画创作。春秋战国时代，壁画创作尤盛，举凡公卿祠堂及贵族府第皆以壁画为饰。《庄子》云：“叶公好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曰：“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屈原仰见图画，时而问之，遂成《天问》之作。依据《楚辞·天问》提出的172个疑问，可知楚国庙堂壁画绘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象等浩繁内容。

2.战国帛画

湖南长沙出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为我们研究奴隶社会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人物龙凤帛画》于1949年出土自长沙陈家大山楚墓，质地为平纹绢，高31.2cm、宽23.2cm，画中呈现一细腰长裙、侧身向左、合掌祝祷状的贵族妇女，在腾龙舞风的接引下，向天国飞升的景象（图2-6）。《人物御龙帛画》于1973年出土自长沙楚墓，细绢地，高37.5cm、宽28cm，画面正中呈现一位冠长袍、蓄有胡须、神情潇洒、侧身拥剑的贵族中年男子，头顶华盖，驾驭舟形巨龙向天国飞升的景象，龙尾立一鹤，龙身下画一尾鲤鱼（图2-7）。

《人物御龙帛画》与《人物龙凤帛画》形式相仿，都有如下特点：人物皆作正侧面的立像，通过衣冠服饰表现其身份；比例匀称，仪态肃穆；勾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格调庄重典雅，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绘画风格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

图2-6　人物龙凤帛画

图2-7　人物御龙帛画

（二）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萌生于商代中后期，此时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诸多条件，如对称美、章法美等。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用于商代王室的占卜记事。它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了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金文指铸造在青铜器内侧的铭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散氏盘、大盂鼎和毛公鼎（图2-8～图2-10）。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的形式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图2-8　西周散氏盘铭文

图2-9　西周大盂鼎铭文

图2-10　西周毛公鼎铭文

（三）青铜艺术

中国早期美术的发展与手工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青铜工艺是继原始陶塑艺术以后中国古代美术发展的新高潮。夏代已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商代手工业已有很大规模，青铜冶炼、制陶、玉石工艺、骨牙雕刻和染织等门类都有专门的作坊及细致而明确的分工；西周从商朝获得了手工业设备、工艺技术和富有经验的手工业工匠，其分工更细，种类众多，号称“百工”，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夏、商、西周和春秋是青铜器铸造的辉煌时期，历史上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装饰纹样主要分动物和几何纹样两大类，造型及其器物的主体雕饰以动物形象为主，底纹或细部以几何纹样为多。动物纹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即已出现，如半坡彩陶中的鱼、鸟、鹿纹和人面纹等；在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也刻画着龙、蛇、饕餮纹等图样，其中有些可以找出纹样之间相互的承启关系。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圆形的回旋形纹样，单称为云纹；方形的回旋形纹样，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大多以二方或四方的连续性组织构成底纹，以衬托器面上的主要花纹，但也有单独作为装饰图案的。环带纹由起伏曲折的波浪纹组成，凹处常填以像眉口形的花纹。西周中后期流行由弯曲的波状线结成绳索状花纹的绳纹。商代和西周青铜器上人物活动纹样并不多见，到春秋战国之际开始流行，多反映宴乐、舞蹈、狩猎、水陆攻战等现实生活情景（图2-11）。

图2-11　战国时期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

西周是由神秘向理性转变，人文氛围逐渐增强的时代。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仍沿袭商代后期的风格样式，但铭文逐渐增多。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中在宗教场合大量使用的酒器明显减少，青铜器风格趋向简朴，神秘的兽面、夔龙等纹样逐渐转化为环带纹、窃曲纹，并出现了长篇铭文，开始形成典雅和谐、洗练朴素的风格。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琳琅满目，从中可感悟到先民的聪明才智与美术情趣。战国时期的中国处于动荡的社会形态中，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极其活跃。艺术家们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格式和题材，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表现自己所认识与想象的大千世界。人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与动物的关系都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为了满足贵族统治者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实用需要及审美追求，青铜器呈现出了繁绷精巧、华丽活泼的新面貌。

二、先秦时期的美术教育

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解体之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生产资料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国家由氏族制度转变为阶级统治制度。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转折。从此，文明代替了野蛮、愚昧，人类社会又前进了一步。

奴隶制社会形态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家和阶级的出现，社会由一部分人统治，开始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社会财富被统治者独占，人类历史上也出现了一次重要分工，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分工的结果是教育脱离了原始状态，最终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由此促动了美术教育与其他文化的发展。

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学校，学校的产生是教育从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的直接结果，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古籍中有关夏代学校的记载有“夏后氏之学在上庠”“序，夏后氏之序也”“夏日校”等。由此可知，夏代至少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当时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中，礼乐是重要的一项，这成了奴隶主贵族巩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自身内部道德伦理关系协调的武器。

商代奴隶制已相当发达。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商代学校教育较夏代也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有大学、小学的明确区分。商代是靠宗教和军事统治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决定了学校教学内容也是以宗教和军事为主，《礼记》中的“六艺”教育初露端倪。

西周为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教育空前发达，制度日趋完备，教学内容也较前代更加丰富。西周学校分国学与乡学两大类，国学和乡学都有“六艺”教学，因此“六艺”成了西周学校最主要的课程。虽然“六艺”中的“乐”是指音乐、舞蹈，“书”是指书法，但“六艺”中已含有德、智、体、美等几方面的因素，表明西周的教育已由殷商的崇武教育转变为以“明人伦”为主的文武兼备的教育，“六艺”中的“乐”“书”也可以说是学校艺术教育的开端。

总之，奴隶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的全面发展，艺术教育开始在学校教育乃至人们心中受到重视。虽然这一时期美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还未独立出现，但美术的教育功能已经被提出并被广泛认识。

（一）先秦美术教育的实践

1.先秦的“六艺”教育

自古以来，人的发展始终是教育的主旨，西周在继承商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古典教育官学体系。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设立，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分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乡学则按地方行政区域，州设序，党设庠，闾里设塾，乡设校。乡学教育对象是地方普通贵族子弟及致仕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子弟，乡学的优秀生可升入西周国学。教育内容是以礼乐为中心的“六艺”教育，即礼（仪式、行为）、乐（音乐、舞蹈）、射（弓术）、御（马术）、书（书法）、数（算术），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到美术，但“礼”“乐”“书”的实质与美术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美术教育的相关内容。“六艺”教育强调了人的能力要得到全面的提高，必须文武兼备，人格和谐发展。先秦的美术教育内容，主要遵循的就是这类礼仪典章制度，体现在以“六艺”为主体内容的礼乐教化方面。

除了“礼”和“乐”之外，“六艺”教育中与美术教育有直接关联的就是“书”与“数”。“书”“数”主要是指有关读、写、算的知识教育及文字的认识与书写。汉字具有特殊的象形特征，它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汉字的认识和书写尤为重要。而“书”是关于文字和文辞表达的教学，对于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意义深远。(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六艺”的教育宗旨不是学习技艺，而是明德。当时社会的天文、算术、医学、制造等技艺的学习，都是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来完成的，由从业者、父辈及师徒相授继承下来的。

西周“六艺”教育的特点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教师既行教又兼管国家事务。西周的学校均为官办，执教者也为现任官吏。“六艺”教育以当时社会贵族子弟为主要教授对象，目的在于使其适应上层社会的要求，将其培养为文武兼备的贵族人才，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六艺”中所包含的艺术教育内容，对先秦美术教育有直接影响，对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根本性意义。

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六艺”教育中包含美术，但“六艺”作为教育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对美术教育就足够有益了。“六艺”教育的实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标准，并已具有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性质。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与美术教育的关系来看，这是很适合美术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而且从当时艺术教育的内容来看，它已超脱了物质的功利性，开始成为完善人格和陶冶精神的工具。这种通过艺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观点，与我国古代画论提出的道德教化和审美享受的功用十分吻合。它为以纯精神为目的的美术教育进入官方教育以及个人的自觉修养活动铺平了道路。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奴隶主贵族们奉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对以物质性为特征的“百工”技艺采取了鄙薄的态度，从而使得这一内容的传授只能以父子相传、世代相继的方式进行，成了所谓的“世业”。因此学校教育与“世业”传授并存，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一大特征。由此，我国古代美术教育就形成了以精神性和实用性为主旨并行的美术教育，前者可称为“艺”的美术教育，后者则可称为“技”的美术教育。

2.先秦的技艺教育

先秦的技艺教育，是指先秦时期人们在传授技艺过程中蕴含的美术教育，具有实用性和物质性的特征，主要是当时社会工匠等较低阶层的人所从事的美术活动。与“六艺”教育仅限于贵族阶层不同，工匠技艺的传授范围非常广泛，当时社会的工艺品类型已达到三十多种，相应技艺的传承也几乎包括了画、塑、铸、剪、刻、雕、漆等各种技法。技艺教育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以严格的师徒传授形式来完成的，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状态，一方面，它有助于某种技艺向精深成熟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容易造成一种封闭保守的局面，会排斥抵制创新产品的出现，甚至使某一技艺失传消亡。

先秦的工匠阶层在当时社会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甚至还会受到来自上流社会的鄙视。尽管如此，他们所从事的技艺教育仍然是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工匠们利用口诀进行技艺传授，言简意赅，要领突出，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是工艺技法传授的最好方式之一。

（二）先秦的美术教育思想

中国先秦的美术教育思想丰富多彩，其中影响最长远的是儒家、道家及墨家思想。

1.儒家的美术教育思想

春秋末期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美育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而“仁”又以“孝悌”为本。孔子认为“仁”虽然是人的天赋道德属性，但发展成现实性，还必须通过教育与修养的方式。因此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把培养人放在首位。他把“六艺”列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对人做全面的培养。孔子认为“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政治有直接的联系，但“乐”可以移风易俗，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乐”，认为审美和艺术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是达到“仁”的重要手段。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一个人的情感修养必须从诗开始，又必须通过乐才能完成。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审美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把道德的境界与审美的境界统一起来，才能发展一种自觉的人格。孔子在与弟子曾点的问答中提出了他美学观的具体实施办法：“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说，暮春季节天热的时候，让学生到河里去游泳，到高台上去乘凉、玩耍，然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接受大自然的陶冶。孔子非常欣赏曾点所说的这种生活的境界：艺术的情趣和自然的美景以及人生的乐趣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不能分割。孔子认为这种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境界是“乐”的境界，也是“仁”的境界。所以在孔子看来要实现人的基本价值，最佳的方式是通过艺术教育。

同时，儒家思想主张艺术的社会功用性，主张美术创作为维护特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孔子主张“文质兼备”，要求内容和形式即功能和装饰的统一，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里“野”是粗俗的意思，“史”是浮夸的意思。战国末期的荀子提出“万物之美可以养神”“雕琢刻镂，所以养目也”。再如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如《孔子家语·观周》说：“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见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也。”这种明鉴戒的艺术教育观为历代所推崇倡导，如曹植曾强调指出：“图画者，鉴戒也”。沿用到后代便把“助教化，成人伦”的美术创作观与教育观作为最高的要求，经过后世阐释时社会美术教育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孔子的这些论述，直到今天对于我们思考美育、实施美育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2.道家的美术教育思想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的艺术观中画理与哲理是合而为一的了。“道”成了艺术家追求的最高艺术精神，成了中国绘画创作、批评与教育的重要范畴，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观，注重创作中的主观进入，推崇“解衣槃礴”的创作观，强调顺应自然，超功利及追求个性的无限自由。唐宋以后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重“意”轻“象”的文人绘画教育观都来自于此。

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审美活动和人类一般认识活动的区别，肯定了审美活动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指出追求自由的生命境界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人只有达到自由的生命境界，才能真正进入审美境界。这既揭示了审美的基本规律，也指出了造型艺术创作的重要规律。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终极人文关怀，也是对人类存在价值的高度肯定。这种美学思想和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仁”为中心的美学思想互为补充，使中华文艺以极其丰富的面貌传承至今。时至今日，庄子的美学思想也依然能为艺术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发掘、整理、继承及发扬庄子的美学思想，将其运用到当下的造型艺术创作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3.墨家的美术教育思想

墨家在美术教育思想上的突出主张是“节用”，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节俭是富国的根本措施。故墨家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并借用古圣王的“饮食之法”“衣服之法”，即“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墨子·节用》），对当时的奢侈风气进行批评。因此，墨家主张在日常生活中秉承经济适用的原则，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标，而且身体力行之。“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都是墨家门人清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先秦的美术教育理论

1.道与器——先秦美术教育本体论

先秦哲学关于“道”与“器”的关系的探讨，涉及了美术教育的本体论问题。在先秦哲学看来，道器一体，“道”是“器”的本体、内容，“器”是“道”的显现和形式。这里的“器”指的是一切有形可感的万物。

因此，一方面，器显天道，器物设计与制作必须遵循天道，如天时、地气所决定的生态和材质，制器不能脱离天道的生发、演化，这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术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器显人道，器物的设计不仅重视实用，也注重其内在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如尊卑有序的等级观、比德修身的德行观，器物引导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培养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修养，符合社会的人伦法则，从而达到人与社会的统一。

总之，以“道器”论为本的美术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

2.器与用——先秦美术教育功能论

在先秦哲学中，“器”与“用”的关系也与美术教育密切相关，其直接影响了设计的实用功能性。伍举、墨子、韩非子均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强调器物制作应该满足广大百姓的日常需要，因此实用功能是首要的，即“有用之用”。道家站在道生万物的立场，认为万物和人一样都有其本性，因此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虽无功用却有大用，即所谓“无用之用”。这种说法包含着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某种超功利的思考。从“器用”观出发，先秦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物尽其用”的美术教育思想。

3.文与质——先秦美术教育形式论

先秦文质论主要表现为两种思想倾向：一是以儒家为代表，主张文质统一，即既要有“文”，又要有“质”，以“文质彬彬”为最高理想；二是以老庄、墨子、韩非子为代表，主张重质轻文。但老庄的重“质”，是重“质”本有的天然之美，到后世发展为“质有余者，不受饰也”的思想；墨子、韩非子的重“质”则指的是“质”的有用性。虽然先秦文质论不是专门针对造物设计而言，但其文质观念已融入了当时的造物设计中，对先秦乃至后世的造物设计审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文质统一的美术教育内涵主要表现为形式与伦理及审美功能的统一，老庄的重质轻文则对后世设计崇尚素朴、追求自然的审美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墨子、韩非子的重质轻文则继续发展了重视实用功能的思想。

4.象与意——先秦美术教育思维论

先秦哲学中所探讨的“象”与“意”的问题涉及了美术教育的思维性。先秦哲学中的“象”虽然并不是直接谈论设计，却与设计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周易》的卦象中其与图形设计相似、相通。此外《周易》一书所提出的“观物取象”和“制器尚象”思想也与先秦美术教育有着重要联系，它展现了器物设计构思的完整过程：“观物—取象—制器”，体现了设计的整体性思维、悟性思维、类比思维、简化思维以及模仿思维。“立象以尽意”的象征思维虽然是针对卦象而言，但是其中“象”与“意”的关系问题与设计也是相通的。“立象以尽意”的象征思维在设计中表现为“象形寓意”的设计传达手法，即通过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材质等表达更深层次的意义。

（四）先秦美术教育文献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百工开始以奇工技巧为尚，形成了工艺的多样化繁荣。由于这一时期美术仍以手工艺作品为主，出现了“百工”这一行业门类，百工属“工师”掌管，工师“陈祭器，案度程”，要求百工所造器物必“物勒工名”以资考核或追究责任。这一制度贯彻了整个中国古代工匠造作的历史，成为督促工匠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的重要机制。春秋时期，百工聚居一处从事生产创作，形成了古代的工官制度。但在春秋后期，百工因丧失工官之职而发起叛乱，可见工官制度在当时已在解体。

《考工记》出于《周礼》，大约完成于春秋时期，作者不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工艺生产、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图2-12）。

《考工记》主要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百工”之事，分为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抟埴六个部分，分别对宫室、兵器以及礼乐器物的制作做了详细记录，如标准量器的铸造工艺过程，羽毛的染色工艺，弓、矢的制作工艺和炼丝的工艺过程等。另外还分别对30个工种的工艺规范、尺度形制、质材处理、制作技巧、美术教育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记述，涉及了工艺造物设计原理、色彩纹饰造型观念等理论。

图2-12　《考工记》中描绘古代工艺的插图

《考工记》划定的工种，分工详细，反映了当时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体现了专业化的教育意识，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限。该书以造车的法、理为例，指出了造物设计的一些基本要素；各节文字或详或略，或多记尺度、形制，或偏重质材、技巧，或执意功能，或阐明文理，树立了中国古代百工美术教育文献的典范。它是先秦百工美术教育中针对礼器工匠的重要教育手段，充分体现了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下百工美术教育以形制、样式传承为主的特点。

从《考工记》反映的官方手工艺匠人技艺教育的内容可以看出，工师（师傅）需由百工中择选年资较长、经验丰富、技艺较高者担任，当工师对百工进行技艺指导和教授时，即具教师身份，成为百工美术教育中的重要角色。

总之，《考工记》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该书对当时社会的各种工艺样式记录明确、简要、规范，并对典型器械做了说明；第二，书中口诀化的语言，非常适合背诵和记忆，便于学习传承；第三，该书对于不同的工种及器物，作了不同的说明，有主次之分，有的重视尺度规范，有的重视经验技巧，简明扼要，给后人的学习提供了较准确的参考资料。《考工记》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传授百工技艺的著作，在中国早期的美术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