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生活虽然贫穷艰苦,却充满了温情和快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好像没什么凳子。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放在桌子上,每人夹菜到自己碗里,端到门口吃。我那时大概只有四五岁。我记得夹菜的时候总是想,我不能多夹,多夹的话,别人就没有了。一碗菜,六口人,有时竟然还能剩下一点。一家人并不围在一起吃饭,每人夹菜的时候只有自己,但家庭和亲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加真实地在场。
由于害怕孩子饿死,随时准备着把孩子送人,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未被教导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而是直接叫名字。但即使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也从来不存在什么争宠、猜忌和相互怨恨。一直到今天,只有相互信任和关爱。父母对我们并没有多操心,甚至很多时候疲于奔命,根本顾不上我们,但我们对父母却从来没有一丁点抱怨。我不知道这些是如何做到的。这几乎不是可以仿效的教育方法,而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人自然散发的自然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的关系又是平淡的,从来没有特别的关爱。我们家从来不给谁过生日,逢年过节也只是一起作个对子(春联),围炉夜话。最快乐的期待不是什么生日礼物或压岁钱,而是父母亲从山上打柴回来时捎带的山楂、毛桃、鸡屎梨。我见到父母的时间主要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田野工地。我眉角的疤痕就是在工地被大锤误伤的。大哥二哥上中学时,在外面住读,很久才回一次家,回家就抓住我掏耳朵、挠痱子。姐姐大我不多,我们常在一起玩,春天采野菜,夏天打猪草,秋天扒松针,冬天她给我织手套。我一度是孩子王,漫天打架。后来搬到陌生的村庄,又开始上学,就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了。但孩子王的潜力还在,所以会在学校保护姐姐。
我们一家人都不爱赶热闹,在喧闹的酒席总是如坐针毡,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能先走就先走。我一家人都这样,即使能言善辩、酒量超大的父亲也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结婚,奶奶叫我去吃肉,我说没时间,我要写作业。奶奶大为惊异,逢人就夸。(www.xing528.com)
我们经常搬家。大哥、二哥生在不同的村庄,姐姐和我生在老家谈桥。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又搬离老家,辗转沟壑。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总是帮大人扛着锅碗瓢盆,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父亲曾有句子写道:“流浪他乡年半百,东挪西借难度断炊日。”我们似乎总是在家乡流浪的异乡人。为什么我们家总是跟别人家不一样?姐姐对此尤为敏感。我们常常在打猪草的时候探讨这个问题。我儿时的梦境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路过一个陌生的村庄,一条恶狗忽然扑上来咬我。我没命地奔跑,一边跑一边向后扔石头。眼看快要追上的时候,我会突然转身,愤怒以对。我抓起树枝就打,有时直接用脚踹。我的生命深处,毕竟流淌着父亲母亲的血,平静,但有血性。
母亲怀我的时候,湖北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村里的妇联主任带六个孕妇去镇上检查,只有我妈妈查不出有孕,其他孕妇都被迫做了人工流产。那时,母亲怀我已经三个月。妇联主任不死心,尤其不想让地主崽子再增加一个。三个月后,母亲又被带去检查,这次是在县城的医院,用更先进的仪器,但检查结果仍然是没有怀孕。我就这样捡了两条命。母亲信佛教。她相信是在检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托我出去了,所以他们查不出来。父亲则跟我开玩笑说:“你的隐居兴趣由来已久嘛,没出生就隐过。”
母亲生我是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父亲挑柴出去换米,还没回来。等他回来,才有米下锅。当时连一块包我的破布都找不到。隔壁王奶奶送来旧布头,再裹上旧棉絮和草绳,就成了我的襁褓。母亲因为劳累过度,又缺乏营养,没有奶水。我是喝米汤长大的。没有人相信这个孩子能养活,所以干脆没有记他的生日。但这孩子竟然度过了冬天,活了下来。父亲常说,给我起名“小刚”,是希望我刚强,希望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永远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在我们的方言里,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来”字。所以,我从小被人唤做“刚来”。我后来知道这在《易经》的表述中意味着阳气的增长和大人之道的壮大。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是否能做出一点成绩,配得上“刚来”这个名字,但只要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看到父亲健动不息的身影,就会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我心底,持续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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