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根除：土地中长出的神奇成果

母亲一接到父亲要回来的信，就把工作辞了。那时她已在大冶钢厂工作。她决意跟随父亲回到农村老家，无论迎接她的会是多么可怕的命运。那是1961 年腊月，一个灰蒙蒙的冬日午后。精疲力竭而又充满幸福，母亲一上车就靠着父亲的肩膀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到站，就这样踏上这片土地，俯仰于斯，歌哭于斯，生儿育女，直到躺进她的怀里，成为这片土地本身的一部分。

他们的婚床是自己上山砍树枝搭的，铺上稻草就是最温馨的家。在农村的开头四年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获准办一所小学，可以用知识回报乡亲。他们的学校建在一个村庄的宗祠。祖宗神主早被清除，但教化如在。千百年来，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文化生命，是不可能被迅速清除的。最近这些年，家乡各村的宗祠都在恢复。不过，除了逢年过节的返乡祭拜，祠堂平日都是关着的。祠堂虽已重建，但其教育功能却已湮没无闻，反不如我父母回乡时竟在宗祠的废墟中兴办教育。当时以祠堂天井为界，一边是母亲的课堂，带较小的孩子；一边是父亲的课堂，带较大的孩子。所有年级在一个空间，不同课程同时进行。除了语数外，还有音乐、体育。所有年级，所有课程，只有他们两个老师，忙得不亦乐乎。

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得也像孩子一样。村民送来米面青菜，甚至专门炖鸡汤送给他们补身体。那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唯一有过通常所谓“幸福童年”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性情敦厚，心地善良，最像母亲。我是老幺，生在“文革”后期，这个家庭濒临崩溃的最艰难时刻。我的童年自然也有一种天生地养的大快乐，但几乎就没怎么见过父母。因为他们起早摸黑干活时，我尚未醒来，等他们披星戴月回来时，我已经睡着。我从小的梦境中最多的情景是到处找父母，怎么也找不到。

1964 年，父亲参加了一场教学比赛，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公开课在金牛南城中学举行。父亲讲的内容是一篇描写旧社会长工生活的课文。父亲从小与家里的长工生活在一起，感同身受，讲得非常生动。上级非常满意，计划升调他来南城中学教书。然而，就在这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我的父亲母亲成为清理对象，“清理阶级队伍”。好吧，那是他们的队伍，虽然我父母的“阶级感情”可能比他们还要真纯。于是，升调不再可能，甚至原有的简陋小学也保不住了。父亲母亲被剥夺了教师资格。即使这样，在村民的挽留下，他们还是顶着压力，继续教了一个学期。最后不得不离开时，同学们都哭了，家长也都哭了。当年的学生如今也老了，对他们曾经的两位老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感念。(www.xing528.com)

从1964 年到1974 年的十年，父母亲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农作的辛劳和生活的贫困还在其次，更大的折磨是低人一等的屈辱。母亲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父亲机智勇敢，每每化险为夷。做大冶湖的时候，祖父买了工友的一碗肉菜，多吃了一份。这被当成地主阶级多吃多占的反面典型，受到严厉批评。祖父辩解说，他是花钱买的。领导更加生气。眼看就要开批斗会，上纲上线。父亲及时站出来叱责祖父，促他“低头认罪”，才没有扩大批判。事后，祖父赞扬父亲机智，帮他免了皮肉之苦。

二哥常说，他小时候最佩服父亲的一点是，无论到了多么困难的时候，父亲总能想着法儿变一点东西出来吃。我那时还小，不记得父亲怎么变东西出来吃。我只记得二哥是最能想办法找东西吃的人。年底放干水捞过鱼的泥塘，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他却能摸到小鱼和泥鳅，装满一套鞋，上岸哗啦倒出一盆，母亲高兴的不得了。那些年陆续有了二哥、姐姐和我。人口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次吃了米糠做的粑，因为太粗糙，拉不出屎，奶奶拿小树枝帮我捅屁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