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道德统摄路线及教育实践

如果从1903 年算起，直至1929 年年初去世，在梁启超后半生的二十五年中，都在身体力行地贯彻自己的主张。他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努力。

一是广为宣传，其手段为办报、结社、演讲、著书和编书。从早年在上海的《时务报》，流亡日本时期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1910年的《国风报》，直至1920 年的《改造》，梁启超亲手创办和主编的报刊就有六七种，还不算他主笔和支持的其他报刊，这些报刊是他发表政论和国民教育文章的主要阵地。正是在《新民丛报》期间（1902—1907），梁启超确立了自己的“道德统摄”路线（1903 年发表的《论私德》一文，可以看做是这一路线正式成立的标志）。与办报相配合的活动还有结社，比如1907 年创立政闻社（并办有社刊《政论》），1916 年创办杜社，1920 年成立共学社、讲学社等。

1912 年回国后，梁启超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凡有公开演说常常听者如云，盛况空前，后来他更是将演讲作为一个宣传主张和影响人心的有力手段，特别是在决心退出政坛、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之后。1917年他曾计划以三年的时间周历全国讲演，每处停留一月，每日讲演两小时，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但一直延续到去世之前（参阅《梁启超修身讲演录》）。

除了报刊文章之外，梁启超撰写和编纂德育、国民教育方面的著作计有《新大陆游记》《国民浅训》《欧游心影录》《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等。

二是投身政治。1912 年回国后投身政治旋涡，至1917 年年底辞去内阁财政总长职务，经历袁世凯政府、护国运动、段祺瑞政府，经历过山车似的动荡起伏，甚至多次命悬一线。

三是教育实践。退出政坛的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看到政党政治没有希望，是因为党人没有操守、平民没有公民素养，即梁启超所谓私德和公德，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德育的缺失。1919 年的游历欧洲，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急不得，需要从根本上认清，从文化的根本上、从国民、从每一个年轻人入手，并于最后十年全身心投入教育实践中。除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外，梁启超曾郑重其事地筹建文化学院，拟自任院长，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合修身之学与知识研究为一体，开设儒学、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佛学、传统文学美术、中国历史五方面内容（见1923 年年初所撰《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后因经费不足中辍，而这一设想的部分实现即1925 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我们都知道清华研究院有所谓四大导师，其实该院是由梁启超倡设和主导的，其出发点是希望做成一种新型的学校教育，“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即实现其以德育统摄智育的理想：“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

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www.xing528.com)

但梁启超也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大多数人正热切地走上这条知识技术的道路，根本不想回头，要想改革学校教育任重而道远。而在清华研究院的试验，效果也很有限：

我狠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非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在清华的三年整，可谓梁启超改革学校教育的最后努力，其结果对于改革而言固然不能算是成功，但对于教育本身也谈不上失败，因为修身之道身教胜于言教，古时候师弟朝夕相处，目的是熏陶生发、随机点化。

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给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炼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熏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以上见《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

从自我的修养做起，尽量影响到身边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天地一日不息，修己达人的责任一日不放松。

但是梁启超在清华的时间毕竟不长，能够跟同学相处的时间也很有限，从完整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尽可能发挥熏陶点化作用来说，梁氏在另一领域的教育实践则有效得多，甚至可以说是理想的。那便是梁启超的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