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药方：以道德统摄解决现代性问题

梁启超看到，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因科技的突破，进而有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产业组织方式，进而颠覆了原有的家庭、社会、政治组织方式。这样彻底而猛烈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见的。而外部生活的急剧变化，导致内部生活（精神世界）的根本动摇。一直作为人生主宰的精神世界的隐退和缺位，使个人生活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外部世界走向崩坏。

科技的高度发达导致科学崇拜，梁启超称为“科学万能之梦”。人类生活本有内外之分，道德和宗教掌管内部生活，是人心的主宰，引领人生的方向。科学万能，意味着科学超出了自己的边界，来接管人们的内部生活，决定人类的方向。于是现代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或者变相的科学，道德失去了其神圣性根源，成为经验层面、实用主义的伦理，宗教则几乎被兜底推翻。那么被科学全面接管，做个“科学人”怎样呢？

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交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一章上篇之七“科学万能之梦”）梁启超说“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与他同时代的柯南·道尔就曾借福尔摩斯（最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和科学知识的人）之口说过十分相似的话：“我们（按，指整个社会）追求，我们想得到，可是最后抓住手里的又是什么呢？一个幻影而已。可能还不如幻影——而是痛苦。”（《福尔摩斯探案选辑（1921—1927）·退休颜料商》）

科学万能之梦破灭之后，人类需要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内部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陷入强烈的挫败感和苦闷中，而转机也因此萌发。梁启超特别指出社会学方面的俄国科尔柏特勤（今译克鲁泡特金）一派的“互助说”兴起，有望替代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哲学方面有美国占唔士（今译詹姆士）的“人格唯心论”、法国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参见《欧游心影录》第一章上篇之十“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梁启超因着政治的挫折，反省乃是因为从政者的品行败坏，且社会上普遍不讲道德，“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甚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梁启超著，彭树欣选评：《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下同）。其根源在于二十年来的“教育不良”：

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梁启超修身讲演录·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梁启超编著：《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是现代化弊端在中国的表现，但此时的国人并未意识到危局已然成型，依然在盲目追求知识的道路上狂奔：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梁启超修身讲演录·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对此梁启超开出了药方：以道德统摄教育、科学和政治。“统摄”，不是取消、否定，而是统领、涵摄的意思。“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欧游心影录·科学万能之梦》）1923 年梁启超的两位好友丁文江、张君劢发起了一场著名的科玄论战，梁启超发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认为科学、玄学各有范围，各司其职。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其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看似调和其间，其实正是梁启超一贯的主张。所以梁启超的提倡道德，并非排斥现代，而是主动地适应时代。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道德”二字是神圣的，与现在很多人的理解并不相同。梁启超说，现代人理解的道德仅是伦理，或者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应用，并非是道德的根本。道德的根本，是“无古无今，无中无外”的，是人类共通的。人们之所以觉得今天的道德与古人不同，那只是道德的外在形式和具体应用（节目事变）的改变，道德的这个层面是随时变化的，不仅古今不同，而且古人与古人不同，人与人皆可不同（梁启超编著：《德育鉴·例言》）。

为免误解，这里需要费些笔墨解释一下何谓“道德”。现代语境下一般人理解的“道德”与古典的道德，并非一回事。“德”与“道”相关联又有区别，“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呈现。道下落到个体事物中，个体事物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道，称为德。因此德一方面与道相连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为此事物的根据，类似于现在说的某一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为它自己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德，就不成其为一个人。所以德对于人来说，是保证他是一个人的根本，并且是由此上通于道的依据（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由德上通于道则需要“修”，称为修身或修道，所以孔子接着说“依于仁，游于艺”，就是修身的方法），因此是人的第一需要。后来把这两个字组成一个词，表达的正是道和德的根源性和彼此的关联性，所谓天人之际，所谓万物一体，俱在其中。因此，“道德”在传统话语中是最高序列的词，代表人类精神领域的源头，具有神圣性。

现代语境中“道德”的含义，大致对应古代汉语“德”字的层面，道的意义已经被弱化甚至切断了，因此德也就不是原来意义的德。现代语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为了使人与人和谐相处，或者维系社会秩序而对个人的伦理要求或自我约束，进而固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里的德不再与道相连，因此也失去了其为人的本质和第一需要的意义，成为一个附加在自然人身上的，因应社会需要而后起的东西；因此，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上通天道，与道合一的途径也湮灭不彰，此之谓“天地闭，贤人隐”。由此可见，现代一般所谓的道德，是实用主义的产物，与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无源之水。梁启超所提倡的德育，也并非如现在“思想品德”之类的课程，而是希望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恢复传统的修身之学。正如朱子入选小学课本却被广泛误读的那首诗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代道德教育一定要接通这个源头，才是有生命力的，才可以在人心中落地生根。

道德指向的是万物本原和终极境界，而如何达致道德，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四个层面，修身既是起点也是根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方法。佛道二教所说的修行、修炼，目的和境界虽互有差别，但修养身心的方向和原理有共通的基础。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系统的修养方法和实践经验，即“治心治身，本原之学”（《德育鉴·例言》），统称为修身之学。(www.xing528.com)

以修身之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对治现代病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梁启超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追求心灵与外部生活的一致，先秦的孔、老诸圣，“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而隋唐之后大盛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其宗旨也是寻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统一，这都是“仁慈圣善的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是“我们不肖，不会享用”罢了。

应该怎样继承这份遗产呢？梁启超说：“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这是说，文化有其不变的部分，即根本精神，也有因应时代而变化的部分，即“派生的条件”（此处是“生发的枝条”的意思，指根本精神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具体应用）；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其具体应用则应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以上参阅《欧游心影录》第一章下篇之十三“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这并非梁氏的创见，而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基本方式。根本精神，即古人说的“道”，道是通贯一切的，所以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又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语）；其具体应用或外在形式，则是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又说礼应该随时“损益”（见《论语·为政》）。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和方式，中华文明才能绵延数千年，亘古而常新。

梁启超的时代，一面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变，急切需要道德的自我更新，而另一面，其时正值传统文化的衰蔽期，清季以降，随着宋明儒学的衰落中国文化也随之落入低谷，就如一个久病衰弱的人面临寒风凄雨的侵袭，欲调动肌体的能量却力有不逮，还得先做固本培元的工夫。因此梁启超所面对的，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重新回归道德的根本，即返本；二是面对外部环境的急迫需求作出积极的回应，即开新。因此，梁启超的“道德统摄”药方，其实现的途径是“返本开新”。申言之，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既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也是解决人类现代性难题的一条正路。

具体怎么做呢？梁启超认为传统的修身性道德是道德的根本，适应现代需要的观念准则是道德的应用，二者并非对立或者新旧的关系，而是道德的两个层面。现代公民意识的枝条可以且应当从道德的根本上生长出来。梁启超1903 年写《论私德》时，虽然仍然延用近代日本学者的分类法，把传统的修身性道德称为“私德”，适应现代国家需要的观念准则称为“公德”，但是特别指出私德和公德并非对立或者新旧的关系，而是道德的两个层面，并且私德为本，公德为末。需要在传统的“私德”之中把“公德”推扩出来。后来梁启超对此有所修正，觉得近世公、私德的分类只是在外在表现形式和应用范围方面的，是平面的区分，未能说明道德的根本，且“公”“私”之名易起误解，故从1905 年编撰出版《德育鉴》开始，即少以公、私对称，而转以本（根本）、末（节目）分指道德的两个层面。现代公民的观念和行为准则本来已经蕴含在修身性道德之中，只是因为外部条件不具备故而未能充分发展，比如国人欠缺的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和法治精神，就是因应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需求而发展发达的。既然中国的外部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并且还需要进一步建立现代社会和民主政治，那么自觉地培养公民意识就成了必要而迫切的事。但这并非直接从别处拿来就能用的（实际上道德很难直接拿来，需要从内部生长出来，但是外部的刺激和养料可以促进内部的生长），而是需要在传统的道德之中，在每个人的心性之中把现代公民意识推扩出来。

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也需要在这个思路下重新评价和处理。梁启超的论证过程大致如下。自由、平等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精神层面的自由、平等（属于道德的根本），此义在古典时代（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即得到相当的开展，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发达。他引用孟子的“良知良能”“天人”等观念来论证人格的平等，将现代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中庸》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联系起来，称之为“尽性主义”，并用孟子的观念将其解释为“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欧游心影录》第一章下篇之五“尽性主义”）。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权利层面的自由、平等（属于道德的应用），这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才充分发展出来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是现代西方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的基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现代文明不同于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群众化”，即社会权利的平等使得普通民众也逐渐获得了文化和教育的机会，虽然现代文明的“质”不如古典时代，但“量”却是大大增加了。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肯定现代社会“毕竟是向上了”（《欧游心影录》第一章上篇之十“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这两种自由平等并非是不相干的，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层面，且两个层面互相补充、同时具足才是其完满意义：权利的自由平等须以精神的自由平等为依据，为旨归；精神的自由平等须由权利的自由平等在社会层面予以体现和保障（孔子提倡“富而后教”，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虽未直接从权利立论，可见对于大多数人，精神的充分开展须有物质条件、社会环境的保障）。梁启超引用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说明，树立基于权利的平等、自由观念，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权利意识的建立和健全，才能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确立公民权利的内容并保障之，从而使得精神层面的人格平等、自由得到充分的体现（《新民说》各节对此内容均有涉及，另可参阅唐文明：《现代儒学与人伦的规范性重构——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心》，载《云梦学刊》2019 年第6 期）。

概括言之，梁启超提倡的国民教育的内容，包含两个层面，即传统修身性道德（可称为“常道”）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即“常识”，梁经常使用这个词），二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换言之，常道为体，常识为用；常道适应现代环境开出常识，常识以常道为根本、为依据。没有常道支撑的“常识”，恰如无源之水，丢失了根本就会迷失方向；缺乏常识的“常道”，是失去生命力的表征（常道，是“日新、日日新”之常，如流水春风般“活泼泼地”之道；无法自我更新，则已不是道），故步自封的结果，己尚不能立，亦无从使人生信。因此“返本开新”可分为两步：第一，回到常道；第二，发展常识。此为逻辑的次序，而非时间的先后，二者可以且应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

返本开新的思路，来自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洞察，同时立足于对人类发展趋势的观照，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自我定位，因此不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亦是为全人类开一新路：

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

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欧游心影录》之“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