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旅居日本与北美期间深化中国现代化思考

2019 年的最后几天，我每天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读《欧游心影录》，此书作于1919 年的冬天。开头的一大段，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富于情感的笔触描写巴黎郊外凄清的景物。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各国疮痍满目，到处弥漫着颓丧迷茫的气氛。旅途中的梁任公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未来的路怎么走，但却是置于人类文化大势的背景下，在世界视野中予以观照。历时一年多的游历，所见所感再一次印证和深化了梁启超十几年前旅居日本、游历北美期间确立的，对于中国乃至人类方向的思考。

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称为“现代”。现代相对的是古代，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是在西方推动下的，因此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常常等同于西方。梁启超那一代人，正是站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一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进入低谷，其本质是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衰落，其直接表现是国人道德品格的萎靡窳败，其间接表现是政治、社会、教育的全面朽坏；另一面是西方现代化迅猛发展，科技、制度、观念的全面涌入带来强烈的精神激刺，再加之以列强的坚船利炮，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教育体制及内容、家庭形态、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内外两面同时挤压下，传统中国摇摇欲坠，此之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

那时（其实一直到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主要是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性相适应。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对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的吸收和融合，这本来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彼时传统文化自身的衰落和列强的武力压迫使得这个过程格外急迫和艰难。另一类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这是中西方共有的。现在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比如教育的问题、和平的问题、科技伦理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总称为“现代性”问题，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经过前后两次游历美欧，梁启超几乎与西方同步意识到人类的现代化已走入歧路，必须彻底反省和及时纠偏。

在两类问题夹缝中的中国就像是一个体气亏损又外感风寒的病人，迫切需要作出抉择，面对西方的观念和制度要不要接受，（如果要，）怎样接受；与之相应的，对于传统还要不要继承，（如果要，）怎样继承。对于个人来说，则是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环境和新的家庭、社会关系，怎样为人，如何处事。(www.xing528.com)

梁启超似乎是为了这个世纪难题而生。他十二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有神童之誉；十八岁入康有为门下，始知用力于修身之学，打开了心量，广泛接触西学，拓展了视野；二十多岁创办报刊、出版西学书籍、兴办新式学堂，然后投身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一百天后即星云流散，流亡海外之际“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旅居日本多年，特别是三十岁那年（1903）游历北美，使他对现代性的本质有了真实的体察。由此，梁启超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此后努力践行，一直到五十七岁去世。

始终处于时代风口的梁启超，他的选择和号召当然引人注目。其影响呢？在“滔滔逐浪高”的时代，梁氏看起来有些折中调和的主张很快就落伍了，被更激烈、更激动人心的调子所取代；然而一百年后，他的那些话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却仍然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