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孟老庄元典的解释，占据学术史主流的，是注疏传统。这种注疏传统，在字词句的解释上很有优势，但是在元典的结构把握上，就相对不足了，笔者称之为“偏重语义忽视结构”。以下引用笔者毕业论文《〈人间世〉研究》中的一段话，对注疏传统的这种不足加以说明：
《论语》《孟子》《左传》《诗经》《易经》等经典本身在体裁上就显得很“零散”，这或许是儒学研究过于偏重语义的源头所在。试以比它们更具有系统性的《大学》和《中庸》为例，郑玄和孔颖达的注疏都只是在字句上加以解释，未曾涉及任何篇章结构的看法，到了宋代，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一出，《大学》和《中庸》彻底地成了章句之学，甚至可以说《中庸》几乎变成了格言的汇编。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程子称《大学》“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称《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但在该书实际的注释中，对于《大学》中程子和朱子无法解释的地方，即断定为“错简”，甚至整个文序因此被调换得“面目全非”。从王阳明开始，倡导研究“古本《大学》”，但阳明学派事实上一直偏重于研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文本，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章句之学。我们看到的包括心学、理学在内的“语录”体的文献，也多是对经典的零散解释。至于《中庸》，朱子说“中散为万事”，已经反映出了他在结构理解上的模糊性，再看一看他在注解中经常使用的“承上章以起下章”“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之类的说法，就可以知道他对于《中庸》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以近乎格言汇编的方式来处理的。号称强调义理的宋学如此，那么汉学就更是如此了。章句之学的泛滥，必定会造成对于义理本身的侵蚀，以至于《中庸》在文本形式上几近于被当作《菜根谭》和《增广贤文》来看待了。杜维明先生指出：“尽管《中庸》的意义受到广泛承认，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文本作过系统的和整体的分析。传统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一向假定：既然这一完整文本作为本真的儒家经典是无可争议的，则学者的任务便只是对它作一些注释而已。自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激烈攻击崇尚儒学的风气一直很盛行。在其影响下，近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已经对这一文本的逻辑连贯性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质疑。结果，不少汉学家现在都相信这部著作只不过是一些格言警句的汇编而已。”（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见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 年，第362 页）
“前两章现象”问题的提出，其学术意义在于，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于元典通篇结构的重视，那些经典也许并不是简单的章句堆砌，而是充满了往圣先贤启发后学的各种良苦用心。“前两章现象”也不是要否定后面文字的重要性和结构性，在有些元典中（比如《论语》《庄子》《大学》《中庸》），前两章以后的文字，一样有着结构上的苦心安排。(https://www.xing528.com)
当然，理解了章句，不一定理解了全书；理解了章句和结构，也不一定理解了全书；理解了全书，更不一定理解了圣人之意。这，大概就是元典的无穷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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