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志章》之主旨，与其说是“与点”，不如说是“裁狂”。孔子对于曾点，与其说是赞赏，不如说是调伏。既然如此，那孔子为什么又要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问题，便很难扭转千百年来人们对于此章的成见。我的推想有三点：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借题发挥”，三是“物以稀为贵”。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解读“言志章”的重要参考。曾点“暮春三月”那一番话，杨慎一针见血，说他是“故为此言”。两千多年后的杨慎能识破，以孔子之圣明怎么会识不破呢？若识破了，为什么还要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言志章”正是一个现成的实例。孔子没有因为曾点的那一番沂水春风之言，就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孔门中人似乎也没怎么高看他。否则，历史上有关曾点的记载就不可能如此稀缺。特别是他的儿子曾参，作为孔子之道的传人，在孔门的地位可想而知，如果他的父亲真如后世浮慕者所评价的那样胸襟洒脱、道行高超，当时的学者不可能不大量记录他的言行，即便他人不记，至少儿子曾参不能不记载一二吧。何以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付诸阙如了呢？唯一流传于世的，竟然是“曾子耘瓜”这么一个把他作为“反面形象”的故事！因此，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很有可能曾点本来就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谓之“狂者”可能都有些过了，他的劣迹很有可能不只《孔子家语》所记的这一件。只因曾参跟他的这层关系，出于“为尊者讳”的礼义，当时的人不忍心记述，后来的人也不忍心传播，所以只有这么一桩因为能反衬曾子的孝行才得以流传下来。如果我的猜想属实，孔子在《论语·言志章》中对他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吾与点也”的意义，就只能用君子“不以人废言”来解释了。这才是圣人的胸襟与手眼。关于这一点，明儒周宗建的一个说法颇能佐证之。他说：“夫子正为及门诸子猛思用世却未了得此趣，亦竟有怀莫语，而点之言志，忽尔触之，故不觉为之兴叹耳。凡人搔着痒处，不觉手舞足跳，不能自已；喟然之与，亦搔着夫子痒处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之“与点”，不妨与《子路第十三》篇的这一章联系起来理解。而要正确理解这一章，必须先正确理解《论语》的“……必也……乎？”这种特殊的句型。孔子说“必也狂狷乎？”的意思是，“在得不到按中庸之道行事的君子的情况下，如果还一定要我选边站的话，那我就选择站在狂者或狷者一边吧”。可见，孔子之赞同狂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赞同。即便曾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狂者”，《言志章》孔子的“吾与点也”亦不宜评价过高。事实上，孔子很有可能只是取其言行中的某个面甚或某个点而已。(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将《先进·言志章》与《宪问·莫知章》联系起来，就很能看出孔子“喟然而叹”的复杂意蕴。此章“夫子喟然叹曰”与彼章“知我者其天乎！”其实同一意蕴。孔子“吾与点也”，与其说是评价曾点，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生命之蕴藉，纾解内心“莫我知也夫”的孤寂。《中庸》云：“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道，究其精髓，亦复如是，难信难解。“下学而上达”，即人伦而超人伦，即经济而超经济。抛却人伦经济而游心沂水春风，固非孔子之道；规规于人伦经济，亦岂孔子之道哉！人伦经济还只是“下学”，必须由此而“上达”，方为此学之真旨。自古圣贤皆寂寞，千古知音最难觅，三千门徒，七十二贤，真知孔子之志者有几？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各得其性之所近，两千五百多年来，真知孔子之道者有几？悠悠千载之下，煌煌硕学大儒，犹且错会孔子之意，夫子当日之喟然叹息，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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