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学（第一辑）》-吾与点也的文献综述

对于曾点，朱熹的《论语集注》所代表的褒扬观点和张岱的《四书遇》所代表的批评的观点，到底哪种更合孔子本意？为了慎重起见，我查考了古今十九家比较权威的注解。这十九家分别是：（魏）何晏和（宋）邢昺的《论语注疏》，（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唐）韩愈和李翶的《论语笔解》，宋人陈祥道的《论语全解》、郑汝谐的《论语意原》、朱熹的《论语集注》、张栻的《癸巳论语解》、戴溪的《石鼓论语答问》、蔡节的《论语集说》，明人刘宗周的《论语学案》、周宗建的《论语商》、张岱的《四书遇》，蕅益道人智旭的《论语点睛》、阳复子江谦的《论语点睛补注》，清人刘止唐的《四书恒解》，今人钱穆的《论语新解》和刘克苏教授的《创业向孔子学什么》。此外，还有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英译《论语》。发现将近百分之九十的解家都认为，“吾与点也”是孔子对曾点的赞叹，而且赞叹的是曾点的“道”。儒门向来有“道器之辨”，而且旗帜鲜明地主张以道为尊，以器为卑，孔子说“君子不器”，即是此旨。先儒注解此章，几乎一边倒地将曾点与“道”挂钩，也就不足为奇了。

截至目前，我所能查考到的“吾与点也”的最早注解，是三国时魏博士周生烈（约220 年前后在世）所作。他的注是：“善点之独知时也。”意思是“赞扬曾点一人知时”。“知时”是什么意思？“知时”，简单说就是懂天道，识时务，出处进退合情合理，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是也。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生烈肯定曾点“知时”就是把曾点与孔子相提并论了。后世解家承袭此见，一脉相承，直到明朝晚期才零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何晏《论语注疏》谓“夫子闻其乐道，故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之志’，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皇侃撰《论语集解义疏》进一步解释说：“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李翱曰：“仲尼与点，盖美其乐王道也。余人则志在诸侯，故仲尼不取。”程颐甚至说：“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陈祥道的《论语全解》说：“若点，可谓知道矣，故有志于学，无志于仕，而孔子与之也。”蔡节说：“夫以才自见者，二三子之志也；以道自乐者，曾晳之志也。”（《论语集说》）至明儒刘宗周判曾点已“进于道矣”。紧随其后的周宗建撰《论语商》，更是登峰造极，谓：“今只勘曾点数言，直恁自在，略无意必，这便是千古圣贤实实受用风光，便是千古圣贤实实经纶手段。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团妙用。”曾点的境界，就这样在历代讲家的笔下一路攀升，简直与圣人不相上下了。这是千百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吾与点也”的主流解读。曾点也就伴随着这样的解读而一路美名远扬。

物极必反。儒者公开质疑曾点学问成就的观点开始出现。根据目前我所掌握的文献，最先站出来批评的，是作为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杨慎之后，有张岱叔侄和蕅益道人智旭。蕅益道人作为明末四大高僧之首，他的《论语点睛》影响甚大。他说，孔子“吾与点也”，实“非与点，乃借点以化三子之执情耳”，既是“以曾点之病，为三子之药；又以三子之病，为曾点之药”（《论语点睛补注》）。简直就是把《论语·言志章》视作佛家的“世界悉檀”“对治悉昙”和“各各为人悉昙”了，见地迥超先儒矣。然而他的解释完全是佛家的眼光，颇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之意。这样面面俱到的解释，圆满则圆满矣，似乎还是没能发现此章的当机是谁，不免模糊甚至虚化了此章的主旨。而江谦的《补注》，更是给人一种置身事外、美不胜收却又无可把捉之感，直是把此章的主旨讲成“政教不可偏废”了。似乎三子就代表“政”，曾点就代表“教”，难道三子之志中就不含“教”了么？子路的“使民知方”是不是“教”呢？他最后总结说：“故孔子叹曰‘吾与点’，而亦兼赞由、求、赤之能为邦也。”（《论语点睛补注》）直是把蕅益的两边“与药”补注成两面“点赞”了。如此一来，孔子在此章中对四位弟子就是既批评又表扬、既表扬又批评了。(www.xing528.com)

晚清刘止唐，盖一面受明代解家启发，识得此章“非与点”之旨，另一面又深染学界将明亡归咎于“狂禅”的风气，所以他的《四书恒解》解读此章，一方面严厉批评朱子等“以禅宗末流养空空之心，矜超妙之见，诂圣人之学”的解经方法是严重的“晦圣贤之实学”，另一方面又极力将孔子的主旨曲解为表扬“诸贤之实学”。所以，他解此章虽有许多可取的发现，对于此章主旨仍然未能明白，甚至不无误判误导之失。“禅宗末流”云云，是误判；谓此章主旨在显扬“诸贤之实学”，是误导。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敏锐发现的，唐以后“一般人多把庄与禅的界限混淆了，大家都是禅其名而庄其实”（《中国艺术精神》）。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亦不免这样的“界限混淆”。

刘止唐之所以要将《论语》“言志章”的主旨定为彰显“诸贤之实学”，是因为他想要用“人伦经济”之“实学”纠正“空疏鸣高”之偏。实则“空疏鸣高”之病根，不在不务“人伦经济”之“实学”，而在不得自由之正道。徒以浮慕空想、文字虚构，欲求摆脱世俗尘累绝不可能。诸子百家，不废“人伦经济”者多矣，岂皆孔子之道乎？能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者有几？

古往今来，曾点之大病，唯杨慎一人看得最透；此章之主旨，唯张尔蕴一人抓得最准。《论语集注》所代表的古来成见必须扬弃，后世对于曾点之浮慕应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