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和刘止唐的启示-原学第一辑

启发我重新解读《论语·言志章》的，有两部文献：一是张岱（1597—1689）的《四书遇》，二是刘止唐（1767—1855）的《四书恒解》。

张岱对我的启发主要有三点：一是他对曾点造诣的质疑，二是他所引杨慎及张尔蕴的评语，三是他提及的“曾子耘瓜”的故事。《四书遇·言志章》开篇就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千古圣贤经纶手段，今日不消借之明日，此事不消移之彼事，元无成见可以预参，亦无死局可以先定，曾点此时，实实见得到此否？”我初读时只知道这是一句质疑曾点学问造诣的话，后经查考才发现，张岱这段话只有最后一个“否”字是他自己的，其余全部抄自周宗建的《论语商》。不过，一字之添，意义迥别。周宗建是完全肯定，而张宗子却是根本怀疑。这一“否”字也点醒了我，让我看到与朱熹《论语集注》迥然不同的读解。张岱接着说：“曾点四子言志，当自四子各就本色信口说出，圣门别无妆点伎俩。只曾点气象在当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过，后来再一问，便觉他胸中走作。若是颜子、曾子，自然直下承当，绝不再问三子，讨个高下矣。夫子到后应它，亦只说三子为邦为国，绝不把曾点再与较量。此意极微。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学问，要当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为相’，却都是春风沂水，夫子何曾不许他？若信不过，恐怕春风沂水，亦是口头三昧，不是性地风光。所以曾点只叫做一个‘狂’，不曾用得着。”

张岱对于《论语·言志章》的理解，与程朱的理解迥然有别，而对我来说却是别开生面。张岱接下来引用了一段杨慎点评曾点的话。话很短，却至关重要，是我做这篇翻案文章的根本准据。他说：“点，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消壮心而耗余年。此风一降则为庄、列，再降则为嵇、阮。”杨慎此见，可谓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古来对于曾点的评点，未见如此敏锐、如此深刻、如此犀利者。杨慎的“故为此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故意说这样的话”。“故为此言”四字，堪称打开“言志章”千年迷宫的钥匙。张岱说的“妆点伎俩”与“口头三昧”或许亦受杨慎的启发而来。

“曾子耘瓜”的故事出自《孔子家语》。《家语》云：“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点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张岱据此质问说，曾点“如此暴戾，岂是春风沂水襟怀？”(www.xing528.com)

张尔蕴是张岱的四叔，故《四书遇》云：“季叔尔蕴先生作全章题，立二柱曰：‘裁勇’，‘裁狂’。现成有是二语，所以为妙。”这让我联想到《论语》的“狂简章”与“六蔽章”。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张尔蕴的“裁勇裁狂”说，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章获得灵感的。

刘止唐对我的启发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朱熹此章《集注》的严厉批评，二是他对《论语·言志章》后半部分的格外注意。他对朱熹的批评，一是态度上的“以沂水春风、鸢飞鱼跃为一心独得之奇”；二是方法上的“以禅宗末流养空空之心，矜超妙之见，诂圣人之学”；三是结论上的“朱注于点太说得过高”；四是读解“言志章”原文时“于后半曾点之问未疏其意义”（刘沅：《槐轩全书》卷一）。这四点批评中，对我帮助最扎实的实际上只是最后一点。他对本章后半部分虽然有不少曲解，但他对这一部分的格外关注，却为我推翻先儒的主流看法，论证杨慎和张岱等人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顺着刘止唐指点的线索，我认真仔细地研读了《论语·言志章》的后半部分，结果发现：张尔蕴对本章“裁勇裁狂”的四字提点，不仅非常高妙，而且十分可靠。孔子裁剪子路之勇，只用了两招：一是“哂之”，一是“与点”；裁剪曾点之狂，却别施手眼，颇费周折。就篇幅而言，曾点无疑占了绝大部分篇幅；就分量而言，没有一句话能跟“吾与点也”这句话抗衡。所以，与张尔蕴“裁勇”“裁狂”平列不同，我认为裁子路之勇只是顺带，而裁曾点之狂才是本章真正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