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是人的心声，文是言的形象，所以所谓文言，就是人心的声音和形象。从表情、达意、传心来看文言，它只是一个工具，虽然有古今中外之别，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复兴文言文教呢？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心有高下。
人心的高下体现在哪里？就是有人心和道心之分。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这是宋儒宗奉的儒门十六字心传，这十六字说尽了人心和道心的性质、含义、功用、目的等种种差异。
道心是本于天道之心，是高明广大精微之心。人由高明之心，体悟大中至正之境；由大中至正之境，开显天人合一之道；由天人合一之道，垂示内圣外王之学；由内圣外王之学，施行化民成俗之教；由化民成俗之教，则臻于自他两利、万物并育的境界。人心则是本于人欲之心，是愚痴狭隘危殆之心。人由愚痴之心，执着对立偏私之境；由对立偏私之境，开显物竞天择之道；由物竞天择之道，兴起人我争执之学；由人我争执之学，施行趋利避害之教；由趋利避害之教，则陷入自他冲突、物我相伤的境地。
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能够以道心作主宰，不让人心喧宾夺主，这个人就能够得到安宁，这个群体就能够得到和谐，这个国家就能够达成文明，这个世界就能够成为一个万邦协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反之，如果人心喧宾夺主，主宰了个人、群体、国家、世界，道心就隐覆不显，就会陷入个人焦躁、群体矛盾、国家动荡、世界混乱的困境。
无论任何时代和世界，只有圣人才能纯然一片道心，凡没有成为圣人者都处于道心与人心并存的状态，人心强则道心弱，道心显则人心隐。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必须高张克服人心、归本道心的学问，不可张扬隐伏道心、屈顺人心的学问。前者可称为道学，即开显天道、回归道心之学；后者可称为器学，即遮蔽道心、沉溺人欲之学。因道学由圣人开出，又可叫做圣学；器学由俗人开出，又可叫做俗学。
或许有人问：本来道器不二，哪里有离器之道或离道之器，乃至离器之道学或离道之器学？从根本道理或体悟到道器不二、安住道心的圣人来讲确实如此，但对不知不信此理、沉溺人心人欲的凡人来讲，他们眼中确实只有器，只有基于器形成的器学。
吾国人文始祖，看到人类这个事实，作为先知先觉者，为了教化愚夫愚妇，依惟精惟一之道心，体悟天人合一之大道，又将大道显明于圣教，道学由此出现于世。文王称王天下，周公制礼作乐，衣冠制度大备。孔圣董理六经，显扬天道圣德，文言之旨自此得到彰显。所谓文言就是载道之言，文言的宗旨就是教化愚夫愚妇，先超越禽兽，次成为君子，更希贤希圣，最后转凡入圣，成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文言》）的大人（圣人）。
华夏历代先民，无不敬天法祖，尊奉惟精惟一的道心和发明道心的圣贤，依照圣教修习文言，通过文言体解圣教，由体解圣教而正心、诚意、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高耸于世界文明之巅的道德智慧文明。这是一条逆人心而开显道心，上达天命、天道的修行之路，随时都要与溺于人欲、下趣畜生的人心相斗争，只有如此才能够保得道心不失、道体光明。
未曾料到，近代以来，世界工业文明的推进，将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农业国家卷入了工业文明这台大机器之中。工业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它这台机器上的零件，为人类肉眼所见的身心快乐生产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这样的文明，古代在中外都有一股潮流，只是在中国始终处于支流地位，而在西方，大多数历史阶段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只因有天主教的统摄才不至于失控。到了文艺复兴，西人高举“将人从神解放出来”的大旗，这种文明终于突破宗教管控，不但主导了整个世界，而且很快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礼乐、道德和智慧文明，自然免不了被这种文明蛮力冲破的结局，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差一点国破家亡。
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很多先民、祖辈不知道其根本原因是人心胜过道心、道心隐覆不彰带来的后果，竟然把罪责推到华夏文明本身。他们纷纷问罪于历代祖先，诿过于华夏文明，有的数典忘祖，高呼“打倒孔家店”；有的丧心病狂，发誓要把仓颉所造汉字废掉；更有甚者，竟然说我国一切不如人，连身体也不如人，最好把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变成外国人种。这些先辈先民固然是为富国强民才发出这类言行，他们的发心固然值得赞扬，但是他们由此采取的举动却适得其反，足以亡国灭种。中华文明的浩劫，此时达到了最惨烈的境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此时下降到了罕见的谷底！
经过一百多年的工业化，我们的物质文明大有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之势，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怎么样呢？十分堪忧。我们的世道人心怎么样呢？非常不古。我国的世道人心，因为传统道学的衰微、俗世器学的膨胀，陷入了比西方诸国更加焦躁不安、无所皈依的流浪汉境界，这大概是近代以来好几代先辈始料未及的事情。(www.xing528.com)
好在无论世界多么黯淡，无论人心多么浇漓，总是会有寻找解决人类困境之道的有识之士出来高呼回到传统道学去。这样的呼声在西方比在中国出现得更早，我们吃尽苦头之后也终于明白，只有把心安顿到道上，才能够真正得到安乐、幸福与和谐。
要把我们的心安顿到道上，从哪里开始呢？我以为有两个点：从理论的学习上，须从学文言文开始；从实践的修行上，须从恢复儒家礼乐开始。由此看来，复兴文言文确实是复兴圣教、上达天道并最终达成天下大治的基础，如果不复兴文言，圣教无由兴，大道不能彰，道心不得复。
下面，我提几点如何复兴文教的粗浅建议，以供各位先进同修参考。
第一，复兴文言文教应该秉持一条准则，这就是“道学为体、器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与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有所不同，张氏是从中国与西方两个地域的相对性来说的，而“道学为体、器学为用”的准则是从道器关系来说的，具有更加普世的意义，因为无论东方西方，都必须以此为准则才能建设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复兴文言文教时坚持以道学为体，就能够以道摄器、以器归道，器学就不会喧宾夺主，更不会隐覆天道；反之，如果沉溺于器学之中，天道必定隐伏不彰，也就不可能实现复兴文言文教的目的。
第二，就复兴文言文教的形式，个人以为，民间的推进是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运动确实非常重要，它能够从黎民百姓的内心发出一种自然、强大的渴望和呼声，引起国家政府的重视。但是，如果要使复兴文言文教的工作向深广开展，必须在国家开办的各种教育机构中设立文言文教的教育。现在，学校里面虽然也有文言文教等方面的教育，但内容非常稀少，与复兴文言文教的要求不成比例；其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也非常边缘化，离复兴文言文教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第三，说一下复兴文言文教的急务。个人认为，当前复兴文言文教的急务是培养师资。一百多年来，由于精神、文化和语言等领域的全面俗化，我国能够真正理解、传承、发扬古圣先贤道学的师资严重匮乏，无论是在高校、研究院还是在民间；相对说来，这种师资在民间还丰富些，在大学、研究院甚为稀少。据我所知，现在大学里教中国宗教、哲学、历史或文学等学科的老师，真正能够以“道学为体、器学为用”来认识、传授这些学问的人才少得可怜。如果不解决师资问题，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有能力传承道学吗？更不要说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创造性地发展道学了。因此，我建议把培养传授道学的合格师资作为复兴文言文教的头等大事，至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谈一谈复兴文言文教应当克服的一些弊端。首先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弊端。我们在复兴文言文教的过程中，要有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胸，要真正认识到，中国近代的衰落、失败并不仅仅是西方人带来的结果，根本上是人心暂时战胜或者遮蔽了道心的结果。无论是中国人、西方人，只要拘于人心之内，在人心范围内认识世界、发展学问，依这种学问生活，都必然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困境和痛苦，都需要我们依道学去救助。
其次，要避免宗派主义的偏执。从华夏文明的构成来讲，到两汉之后，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格局，虽然儒家历史更加悠久，但道家和佛家两家也是植根于道、回归于道的道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两支，对我们回归天道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复兴文言文教的过程中，不能够或舍此取彼，或去彼取此，或非此即彼，而应当看到它们都是中华传统优秀道学的内在构成部分。
最后，还要避免舍本逐末的毛病。这里所谓舍本逐末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能够透彻地了解、领会文言后面的圣教、圣道最终是为了安顿人心，只停留于辞章之学。如果这样，不光是不能够给他人、社会、国家、世界带来利他的利益，连自己的烦恼也没办法克服。第二个方面是不以复兴文言、圣教与大道为根本事业，而去从事种种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舍本逐末的一种表现。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照顾到这些方面，在复兴文言文教的过程中能够秉承古德识字以通经、通经以达道、达道以致用的次第，慢慢地学习与修行，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渴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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