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从国际形势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阶段，显现出若干新的趋势和特点：一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出现一定缓和。朝鲜战争后，虽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缓和的趋向已经出现。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强调要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美苏关系以及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进而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从经济和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美国也放弃了单纯遏制苏联的战略，转而采用“遏制+和平演变”的策略来应对苏联。在这种背景下，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世界政治局势也趋于缓和，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二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10年左右的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发展，国力迅速上升。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扩大投入，经济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而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进一步加快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总体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封锁和禁运，中国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三是苏共二十大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格局震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非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份报告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秘密报告的有关内容被披露后，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巨大震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挫折，同时也对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带来严重影响。

从国内形势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我国开始改变落后的面貌，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基本建立，农业、交通运输业取得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我国也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资金匮乏、物质紧缺、工业部门的构成相对简单的工业化初级阶段，采取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资源、保证重点工业项目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全部经济生活都由国家来统筹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否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需要发挥及如何发挥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对于这些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或多或少都有所察觉，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客观形势，要求党认真研究和把握中国国情，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某些环节进行调节和改革，领导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提出及意义(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实破性进展，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还很落后。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为党面临的全新课题。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了深入了解，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困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认识到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因此，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在实践中已经感到苏联有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提交的政治报告时就曾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3]也就是说，中国国情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以及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强调，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中共中央指出，“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4]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中共中央开始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更加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下功夫。对此，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提出要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进一步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在毛泽东看来，“结合”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实践和新的任务面前还要进行新的“结合”，而实现这个新的“结合”也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艰巨性。

“第二次结合”的重点，是要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