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个战场相互配合战略局面的形成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独特局面。这种独特的战略局面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是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军事战略分工，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7]这就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国共两党两军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控制全国资源，拥有200余万人的正规军，且武器装备远远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理所应当担负正面战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数量少、装备差，但其突出的优势在于政治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丰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经验，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所以，大而弱的中国要把小而强的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必须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就能构成有利的战略布局。此外，毛泽东从军事战略部署的角度，分析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八项有利之处[8]。其中，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不同阶段对正面战场发挥着不同的战略配合作用。在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在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在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
1937年8月，中国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其中包括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红军正式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中共中央规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随后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华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较好地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共产党不仅提出关于作战方针的正确建议和意见，而且还以八路军积极有力的实际作战行动，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阵地防御。尽管担任正面防御部队的许多官兵怀着爱国热忱，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战斗力。国民党军队不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根据洛川会议决定，中共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和各地党组织大步挺进敌后，陆续建立了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等多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下令原在山西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随后，第一二九师进入冀南，第一二〇师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了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在这些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由此，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主要是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积极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2.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共同对日作战的表现(www.xing528.com)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9]战略配合是指，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战略上配合正规战争的形式。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游击战即是此种配合。在全国抗战局面形成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全民族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的战略配合作用，更容易看到。
战役上的相互配合体现在抗战时期的多次对日作战中。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战役上的配合。前述抗战初期在华北战场的平型关战斗和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就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山东、河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对津浦路北段、胶济路西段和泰安南北的铁路、公路进行了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路轨，阻滞日军的运输，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时，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闲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10]。1938年6月15日和27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作战。为牵制日军的行动，策应武汉作战，八路军广泛出击。有计划地破坏交通线，袭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歼灭大量敌军，破坏铁路、车站多处。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期间，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会战，歼灭日军25万余人，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也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的战略方针，致使我国在短时间内丢失大片土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此一时期迅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朱德指出了共产党军队挺进敌后发挥的伟大作用：“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11]。
总体而言，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战略防御作战中，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此一时期，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损失之大，大大超出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日军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地位。
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开辟更多的敌后战场，对日军构成致命威胁，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战争进入日本侵略者极不愿看到的相持阶段。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封锁、分割和扫荡。侵入根据地后，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战场的战斗异常艰苦。即使在如此境遇中，敌后战场依然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配合、支援正面战场，牵制、抗击敌人。从1939年5月起，日军把“扫荡”的重点从平原转向山区。八路军在各根据地依托山高路险、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的有利地形，依靠当地民众，开展游击战，牵制和消灭大量日伪军。
从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完全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日军转移其主要兵力来“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上。1941年至1942年，日军强调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使用其侵华兵力的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为摆脱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类抗日武装采取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日军实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敌后解放区人口减少1/2，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人缩小到40多万人，但终于坚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解放区战场还抗击侵华日军58%的兵力，约35万人，同时抗击伪军90%的兵力，约73.5万人。到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全线大溃败，而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抗日军民则已普遍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不断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需要强调的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互为支持的。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日军都会腾出手来，全力压迫另一方，分别进攻，这样任何一方的抗战甚至生存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更遑论全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较为积极的抵抗，才使得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一个又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为战略反攻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敌后战场逐渐独立承担起抗击日军的重任，成为抗战的主战场，最终完成战略反攻的任务，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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