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情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相互支持，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先来看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抗日情况。

1.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初步制定了将中国军队主力从华北战场转移到华东战场，阻止敌人登陆或者寻找机会歼灭的作战方针。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改编完成，全国抗战防御体系基本确立。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并指挥70万兵力抗战。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打得十分顽强。10月下旬，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杀敌数以百计，后突破敌人重重包围，退入英租界，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将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同列为“民族革命典型”。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毙伤敌军4万余人，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在台儿庄拼死抵抗，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迫使日军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持续到10月，历时四个多月，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等省，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此次会战共毙伤敌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政府早日结束战争的企图，使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上述战事表明，抗战初期作为主战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是比较努力的，组织了几次大的防御战，广大爱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这对于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3]

尽管如此，正面战场还是在短短一年零三个月时间，丢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40多个大小城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其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其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由于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没有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主要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2.战略相持阶段至战略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www.xing528.com)

在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1938年到1940年，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仍继续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主要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周恩来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4]

1941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完全战略相持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盟军身上，对抗日表现消极。这一阶段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基本上采取避战态度，很少主动出击。这一时期在正面战场进行的几次主要战役中，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给日军有力的打击，日军死伤5万余人。这次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受挫的情况下，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但国民党军此时都没有主动对日作战，只是在对日军避战无奈的情况下，才进行有限抵抗。

相反，蒋介石此时却积极反共。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从思想和舆论上掀起了反共逆流。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叫嚷“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月至7月间，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阴谋。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与英美盟军的联合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救出被困英军7000余人。陆军第二OO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体现了中国军人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的一面，赢得了盟军的赞誉。

上述事实表明，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国民党军队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战场上进行过顽强抵抗，不少将领和士兵为国捐躯。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上，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岀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胡绳对此评价道：“在正面战场上，只是在日本侵略者发动局部进攻时才发生比较激烈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但这种战役一般都以日本停止进攻而结束。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屡次发生危机。”^[5]

从1943年秋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除了在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甚至出现了溃退。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争。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次溃退导致大后方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给史迪威的备忘录中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民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国民）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已汇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6]

与正面战场的失利相反，1943年秋开始，敌后战场出现了转折，一方面日军在华北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在华中推行的“清乡”遭遇挫败；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渡过了困难期，各方面力量得到恢复。于是，抗日根据地军民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