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形势

1.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等声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称霸亚洲和世界的阴谋，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平津学生自治会成立，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2.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形成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还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岀版的《救国报》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表明了坚决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斗争、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为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贯彻统一战线策略，注重对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士展开工作，争取和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尤其是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同时，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他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1936年初，毛泽东、王稼祥公开表达了中共愿意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由此，国共两党通过国外、国内的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岀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也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蒋介石这时仍聚集重兵企图“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他于1936年10月22日飞抵西安，催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遭到抵制。12月初他又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舆论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和国内各派势力多对和战形势深表忧虑。南京国民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调动军队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美、英、日等列强态度不一，苏联则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事变”。(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岀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并参加张学良、杨虎成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显示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决心，成为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的转折点。

为了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地做着努力。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根据这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相应调整了各项政策，主动调整与国内各阶级的关系，取消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大让步，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极大地推动了国共两党谈判与和解的进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承认停止内战的原则。为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3.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开始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从卢沟桥事变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6万人。一个月后，三支部队分别从关中地区的三原县、富平县出发，东渡黄河，奔赴烽烟四起的华北抗日前线。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开赴华中抗日前线。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