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讲义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挫折，青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所有共产党人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否要继续坚持革命”和“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成为当时共产党人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

是否要继续坚持革命？1927年之后，国民党在大革命后期开始集中一切反革命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全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更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经不起失败的不坚定分子虽然离开了组织，但是更有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危难时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徐特立、郭沫若、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等，留下来的却都是意志无比坚强的革命骨干力量。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毅然继续革命斗争。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是否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此时的中国革命又要沿着怎样的方向前进呢？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长期的探索，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1.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会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能够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其主要原因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后来国民党的白色统治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特别是国民党的白色统治，让当时的许多革命领导人纷纷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5]

在危急的关头，为了挽救革命，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委员会便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帅原北伐军部队2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等人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旗帜；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进行了广州起义。此外，1927年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进行了百余次武装起义。

除了在早期有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陈独秀鼓吹合法主义之外，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于武装夺取政权、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分歧意见。上述这些武装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其后中国革命在具体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党指挥枪、扩大深入游击战、展开“反围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2.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道路(www.xing528.com)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代表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这三次革命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上述三次著名的起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并且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这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都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放在了中心城市？这与当时党内盛行“城市中心论”有很大关系。但是攻打中心城市的几次起义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聚集了大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力量，希望通过城市暴动或攻占国内大型城市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面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党内的很多同志已经开始有了对“城市中心论”的质疑。例如1927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秋收起义前委会议上就曾否定了余洒度等坚持取浏阳攻长沙的意见，进而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广州起义时，叶挺、聂荣臻等也提议撤离广州以保存革命力量。

在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下，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将革命重心转向了中国的广大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展开游击战争。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和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湖南农民军先后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党领导的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创建。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了湘赣根据地；1928年至1930年，红军在湘鄂赣一带活动，形成湘鄂赣根据地；1930年，在湖南、湖北交界处，贺龙、周逸群领导红二、红六军建立湘鄂西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到1930年夏季，全国共有3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海南等地。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也随着时间和实践的证明，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固然要在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但是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暴动没有胜利以前便没有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相反的，在现在这样客观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6]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正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1929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由陈毅执笔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7]；193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8]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9]。

历史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革命才能顺利发展；只要背离这条道路，中国革命都会受到挫折。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战斗，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得红军游击战争成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而农村根据地则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战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