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最重视的当属毛泽东。1926年9月，他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就要依靠农民，这是现时农民运动的最大特色。农民运动遭到当时党内外一些人的责难。有人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1927年年初，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等地现场考察农民运动。他做了大量调查，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5]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中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否定责难的声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强调，革命同志不应当随便否定农民运动，而应当领导他们前进。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然后再建立农会，由农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分配土地，等等。
农民运动大规模发展的地区，主要是北伐军的占领区。如湖南在北伐军进入后，农村地区的革命大风暴迅速高涨，农民们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摧毁了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也冲击了各种宗法思想和陋俗制度等。农民运动让农村发生重大变化，引起地主阶级、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恐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由于加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范围和规模更大了，如湖南地区到年底就有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达到1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1927年3月，两湖、江西、河南的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组成中华全国农会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由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邓演达等人担任委员。委员会统一对各地农民运动进行部署。(www.xing528.com)
北伐顺利进军的同时，工人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代表性的地区就是上海。“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状态，但北伐顺利进行给民众以极大鼓舞。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从1926年6月开始，上海工人举行多次罢工，并且开始建立工人纠察队和自卫团。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第三次起义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战斗，最终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这三次起义是大革命背景下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也表明工人运动到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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