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五四时期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纷纷聚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一股强劲潮流。“五四”时期，先进分子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一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一，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五四”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到这时，“五四”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时人这样描述这种情景：“一年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19]。

第二，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上海和北京。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在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他地方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组织，例如长沙有毛泽东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天津有周恩来发起的“觉悟社”，武汉有恽代英创办，董必武、陈潭秋参加的“利群书社”等等。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第三，利用出国的机会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一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队伍。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第四，与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争论，他们拿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批驳这些错误的思潮。主要有三次论争：

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www.xing528.com)

为了批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争。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至于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病，则可通过“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等“温情主义”的改良方法予以解决，中国也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经过发展协社逐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20]。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他们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有弱点，但他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因而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不足，将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三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20世纪初，在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曾经一度占有优势地位。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最初，由于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缺乏明晰的了解，很容易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接受。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要“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立志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经过这场论争，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