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这种盛况为正如饥似渴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分子提供了种种可以尝试的选择。在各种思潮和学说的百家争鸣中，先进分子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概括而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7]：

1.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魅力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逻辑关系密切的三部分内容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论证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获得解放，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为人类指明了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劳苦大众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类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观点，在中国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些思想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目前统治”的实践思想，它对辛亥革命后苦苦求索救亡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是一种指导社会实践的指南，一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武器，一种改造社会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这种理论魅力使迷茫困惑的先进分子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寻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因此得到了先进分子的认同和接受。

2.现实条件：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作指导

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野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为了救国救民，社会各个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探索救国的出路，寻求救国的真理。从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百日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说明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已然破产，而农民阶级的“天国”理想、地主阶级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思想都无法救国，要实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需要新的、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而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恰好符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它从理论上指明了革命的领导者、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最终目标等问题，因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正如毛泽东1949年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总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8]

3.文化心理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不论是产生的地域和时间，还是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都有较大的差异，同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又的确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例如，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二者都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并且都主张主观客观相统一、理论实际相结合。在社会理想方面，二者具有相契合的终极精神追求。中国人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它们终极意义上都在追求人类历史的公平与正义和人的本质的回归。在历史观方面二者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思想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的相通性，才使得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的知识分子便于理解、接纳马克思主义。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因为中国文化中有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大同社会理想等思想因素，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9]。

4.外部条件：20世纪初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

国际局势的演变趋势是促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即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国际事件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有着至深的影响。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巨大的破坏性深深地刺激到一直以来以西方为榜样的中国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战争的空前残酷，欧洲参战国在战后的种种衰败和混乱景象，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颓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一战后去欧洲考察的梁启超切身体会到战后欧洲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普遍的恐惧感，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1920年，去欧洲留学的周恩来给天津《益世报》写了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劈头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入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日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10]战后欧洲的这种窘境与混乱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怀疑和失望。(www.xing528.com)

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最终放弃资本主义共和国方案。对此，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1]既然如此，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对欧美文明亦步亦趋地学习吗？陈独秀进一步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2]

这种反思，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可行性发生了怀疑，“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3]，人们转而对旨在批判、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产生浓厚兴趣。正是怀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和怀疑态度，推动着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第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正在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思索中国出路之时，俄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岀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它昭示人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所以，李大钊当时说道，“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4]。这个潮流不能不对中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所以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先进分子为了使国家复兴而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5]

5.实践条件：对众多新思潮反复比较、推求和实践的结果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瞿秋白曾指出：“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16]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还确定不了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比如，李汉俊就曾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分为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等派别。李达、恽代英等都曾经对社会主义思潮有过模糊认识。

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17]对这些主义和学说，先进分子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五四”运动之后，很多先进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将他们了解到的思潮付诸实践，在社会现实中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的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工读互助等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等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18]。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思想经历足以说明，先驱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轻易下的决心，更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这个最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