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影响

1.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是随着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反思应运而生的。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政治舞台的混乱黑暗局面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这些东西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民族的生机。

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国民对救国“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岀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旗帜。事实上，“民主与科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2.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二是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三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追求个性解放，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盲从迷信，目的在于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新社会，这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www.xing528.com)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尤其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

3.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4]。

陈旭麓先生对这场批判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孔子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精神象征，是二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权威。”“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在这个过程中，贬抑皇权者代有人出，正面非孔者绝少；皇权虽不断更迭，而孔子的权威却日益稳固，从未动摇过。”^[5]尽管初期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子的批判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方，但它毫不留情地触及儒家学说中名教、三纲五常等维护等级制度的旧文化的根本，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贡献。诚如李大钊所说，我们抨击孔子，并非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的偶像的权威，抨击专制政治的灵魂。但这样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千百年来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这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功绩，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斗争，起码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各种新思潮的涌入提供了便利，从而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