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近代中国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只凭少数人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动起来的。革命的发生，除去革命阶级主观条件外，必须具有革命形势、革命的社会需要。列宁说过：“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的中国，八国联军的入侵，特别是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得中华民族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列强还不断制造边疆危机。

为了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民众纷纷地行动起来，进行各种各样地反抗斗争，譬如抗租、抗税、抢米、罢工，反洋教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最后有保路运动，用各种形式来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当时的形式，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已经布满了干柴，只要有星星之火，就可以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我们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的不满，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最为心狠手辣，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大变、全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受到了威胁。皇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的士大夫人群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生怕全线出击而造成大厦倾覆，急忙出面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政局。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一帮顽固派昧于大势，极力地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一路困顿风尘，颜面丢尽。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惩治坏事的顽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达自己在更大规模地进行改革的决心。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处反映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会奏最为完备。在四月份，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宣布实行“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比，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近代性质的改革。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到“新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改革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航道，并以更加奔涌的态势向前推进，实在是耐人寻味。不过，当时的国内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蕞尔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到高涨，慈禧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为宪政改革一途，于是清政府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为了巩固皇位，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清政府几根小柱子斜撑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2]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一些在华外国人都已经觉察。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层基础和骨干力量

革命的发生还需要有主观条件，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初步的发展，还有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为辛亥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和骨干的力量。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些民族工商业者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像商会；各地纷纷兴办新式的学堂，还有大批的派出留学生、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的形势的影响下，譬如说“戊戌变法”的失败、群众的斗争、各种各样的爱国运动，还有受到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逐渐地由改良走向革命。

由上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不仅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同时“‘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形势在当时已经具备。革命派奋起而推翻清政府，体现了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1）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代表，习近平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为了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3]。孙中山（1866—1925），名文，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农民家庭。孙中山先生少年时的三段经历，影响了他后来道路的发展。第一，6～9岁，由于家里穷，供不起他读书，所以这个阶段孙中山是上山砍柴，下地劳动。第二，9～13岁，他在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第三，13～27岁，接受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这三个经历对后来的影响在哪里呢？在他很小的时候便体会到劳苦大众的疾苦，后来又经过这样两种文化的熏陶，为他后来选择专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他选择了医学，并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一心以解除劳苦大众身体的疾苦为理想，因此在学习上不敢怠慢，并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在两广地区、香港、澳门行医，远近闻名。这个时候孙中山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就在行医的过程中，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发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劳苦大众身体的疾苦，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腐败，他完成了人生又一次转折，那就是放弃医学，从事社会改革。1894年，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可见，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紧接着他就到了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团体——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替代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4](www.xing528.com)

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潮传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即十六字中所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抛弃他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建立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也没有明确地把封建主义作为革命对象，而恰恰是这部分人，从内部和外部对革命加以破坏。

“民权主义”也就是孙中山所讲的“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要进行政治革命，或者制度革命。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人民的民主权利能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这里是没有明确的。

“民生主义”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重构。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革命后地价要上涨，上涨的那一部分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但是，问题在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试图进行改变，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广大工农群众是难以被发动起来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4）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孙中山等人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康、梁的改良主张差异太大，双方很快发生了理念上的冲突和磁撞。1905年至1907年间，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改良派则拥有《新民丛报》，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才能给中国一个好的出路。论战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改良派反对革命，他说如果搞革命的话，就会引起外国瓜分中国，就会引起内乱，就会造成血流成河后果。革命派反驳说，我们的革命是有秩序的，不会引起外国的瓜分，也不会造成内乱，革命是要流血，但是不革命可能会流更多的血，因为清朝的统治这么残酷，这么野蛮。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攻击说，中国“国民恶劣”，老百姓智力水平太低，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还不如去立宪，或者实行开明专制。那么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清政府太反动，太腐朽，只有兴民权，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改民主，国家才有出路，所以只能走共和国的道路才有出路。

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平均地权。革命派提出平均地权，而改良派坚决反对，改良派说如果平均地权的话，就会危害到国本，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革命派反驳说，中国地权不平，贫富不均，存在着地主的强权，所以必须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能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通过这场大论战，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得到厘清，批判了反对革命的论调，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立宪思想则被压制。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于革命可能的后果没有自信，有人说“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革命派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说通过“有秩序的革命”，可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派话语中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关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清晰的政策，反而反对贫苦农民平均土地。这些理论和认识有太多局限，必然影响辛亥革命的走向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