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社会大巨变与新生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19世纪末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给中日两国以深刻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影响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性意义，并不仅仅在使中国沦为更完全的半殖民地，而且也促进了从上到下堪称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使近代以来就涌动不息的维新思潮由思想启蒙的形态向政治运动发展，对维新变法起了催化和催生的作用。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采取下列措施宣传维新主张，即：（1）向皇帝上书。康有为曾数次向光绪皇帝上书。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上书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2）著书立说。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主张光绪皇帝向日本、俄国等学习，变法图强。（4）办学会。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5）设学堂。如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6）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维新变法主张，营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维新派还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www.xing528.com)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把西方近代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针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到：“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因为体用是不分的，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让“牛体”和“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被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政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百日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不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

1898年的百日维新只存在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戊戌维新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