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发生是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应注意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和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去认识和把握。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当我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去认识的时候，我们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者，促进旧制度的瓦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这次起义历时14年，起义军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比如南方和东南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使清王朝的统治发生了瓦解和动摇，加速了清王朝衰败的过程。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也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太平天国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斗争矛头指向了孔子和儒家学说。比如在其思想理论中宣扬“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即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封建贵贱等级。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禁用《四书》《五经》取士。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过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政策，比如禁妇女缠足，男女均分土地，女子也可以做官，等等。这些政策是对封建纲常礼教压制和禁锢妇女的反对。所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www.xing528.com)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刀枪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比如，在上海的青浦，太平军打败洋枪队，缴获大量洋枪洋炮。1862年，太平军再次进攻上海，与洋枪队在太仓地区展开激战，太平军斗志昂扬，连破敌人营垒30多座，活捉敌军副领队。洋枪队闻风丧胆，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出战。不久，太平军在浙江慈溪的一次战斗中，击毙洋枪队的头目华尔。

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敌人力量强大。清朝统治者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方法来剿灭太平军。八旗绿营缺乏战斗力，就启用汉人练兵，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继在这个过程中崛起，成为凶悍的地主武装。同时清政府还向洋人借师助教，英法组织了洋枪队伙同清军剿灭太平军。所以就像洪仁玕所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一事，自我军两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5]

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也有重要的主观原因。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的腐败现象的增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其领导集团缺乏进取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且迅速的封建化，领导人开始追求享乐，过着帝王将相一般的生活。天王洪秀全大建宫殿，大选嫔妃，其他各王也争权位，讲排场。这种作风使其领导人脱离了群众，削弱了群众基础。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之争导致了天京事变的发生，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这一切都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还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前期对于发动农民起来反抗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过一定作用。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危害。在太平天国的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理论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典笼统地斥为“妖书”。采取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后来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而将儒学中封建纲常伦理原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