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帝国主义,涵盖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用这个名称来指代外国侵略者,是因为本专题所涉及的历史阶段1840年到1919年,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的时期。换句话说,这一历史阶段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既包括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包括帝国主义时期。
资本-帝国主义在1840年至1919年间对中国的侵略形式是多样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
1.军事侵略
这是首要、也是主要的侵略方式。因为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发动战争,依靠自己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打败清政府,逼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一步步地打开中国国门,让侵略的魔爪一步步地伸向中国腹地,才能进一步地展开其他形式的侵略。
军事侵略,首要表现为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1840年至1919年间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五次: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中法战争(1883—1885,又称为“清法战争”),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入侵: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台湾南部;1903年到1904年英军军事侵略西藏。大家可能对于1903年到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不太熟悉,1996年年底上映的贺岁片《红河谷》就是以此次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藏族青年格桑和汉族姑娘雪儿之间,汉藏儿女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及并肩抗战的英雄传奇故事。此次反对英军入侵的江孜保卫战非常惨烈,藏军拿着火绳枪、石头、大刀抗击装备优良的英军,誓死如归,一些不愿投降的藏军最终跳崖而亡。在此期间还有一次奇怪的战争——日俄战争(1904—1905)。为何说它奇怪呢?这是因为参战方没有中国,但是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并且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中国东北,它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而清政府却声称保持中立。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在这些侵略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比如:1894年日军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屠杀义和团民和平民的惨案;1900年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制造的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惨案(并称庚子俄难)等等。其中,旅顺大屠杀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死难者达2万余人,仅有埋尸者36人幸免。英国人艾伦在《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2]这些惨景无一不在说明列强侵略中国的残酷性及屠杀中国平民的罪行。
其次是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每次战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都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之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侵占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比如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强占中国香港岛,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列强中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当属俄国,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通过《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总共在中国东北割去1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改订伊犁条约》割去中国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样,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现在15个浙江省的面积。
列强还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德国将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将长城以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将长江流域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将广东、广西、云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此外,列强还霸占中国通商口岸的土地,设立由其直接统治的租界。1845年11月15日,英国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块租界,截止民国成立时,列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了30多个租界。这些租界主要设在港口城市,是“国中之国”,租界的一切事务由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法律在租界内没有效力。租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外国侵华的据点。
除了租界外,资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领土的方式还有租借地(租借期内,租借国在租借地内拥有并行使它的主权,比如香港的新界曾是租借地)、铁路附属地(中国的主权在此区域内受到限制,外国拥有行政、驻军、警察等多种权力,比如俄国、日本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两侧取得的附属用地)、东交民巷使馆区(由英国等11国共同管理,行政、司法等职能由各国使馆行使)、避暑地(在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河北北戴河等地存在,外国人在该地组成自治管理机构,限制中国人在此购置地产)及附属于租界的越界筑路区、租界预留地等。(www.xing528.com)
最后是勒索赔款,抢掠财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中国后,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赔款,给中国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还在战争中公开抢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文物、古迹。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元,又通过《南京条约》勒索赔款210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勒索中国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日本勒索中国2亿两白银,还有“赎辽费”“守备费”3150万两白银;八国联军侵华时,则勒索中国白银高达4.5亿两。据统计,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一些具体情况,中国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高达海关银17.6050亿余两,约为27.42859亿银元。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本息约为13.3548亿海关银两,折合银元约为20.8亿元[3]。除了赔款外,列强在战争中公然抢掠财富,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中的财富与文物后放火焚毁这一著名的皇家园林及其附近建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存有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多数都是战时掠夺品[4]。
2.政治控制
政治控制的侵略方式主要有三种表现:其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1861年之前,资本-帝国主义一般是通过清政府内部的妥协派来施加影响。1861年发生的“辛酉政变”清除了对西方列强态度强硬的肃顺等大臣,亲西方的恭亲王奕訢和慈禧太后掌握了中央政权。从此列强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控制无孔不入。常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俨然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此外,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领事裁判权让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过问。控制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40多年,对清政府指手画脚,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其二,镇压人民反抗。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清政府,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屠杀反洋教的中国人民,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其三,扶植、收买代理人。为了控制中国政治,列强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通过以华制华达到侵略目的。比如奕訢、文祥等满族权贵,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实力派均是扶植的对象。尤其是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扶植更是不遗余力,帮助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去世后,列强转而支持各派军阀首领,比如日本支持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英美支持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曹锟等人,列强支持他们割据称雄,进行混战,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3.经济掠夺
经济掠夺的侵略方式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等来实现的。1840年以前,清政府实现闭关锁国政策,只许外国商人在广州经“十三行”进行商品贸易。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不断开放,开放通商口岸成为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这些通商口岸共有100多个,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江城市,比如上海、广州、天津、镇江、汉口、宜昌、重庆等地,但沿边、腹地也有分布,比如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肃州(今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张家口等被俄国强迫开放的商埠。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实施经济侵略的基地。关税在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近代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丧失,中国海关沦为列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5%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让外国可以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的同时,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材料,让中国痛苦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国资产阶级利用特权,在中国开设洋行,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设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5]。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资本输出与今日中国的引进外资、开发市场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目的是剥削中国,资本-帝国主义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结果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而后者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目的是互惠互利,发展中国,使得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增强。资本-帝国主义通过举借外债,控制中国财政,利用政治特权、资本和技术优势,控制中国近代工业、金融、交通运输业等,进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对中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4.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大部分是通过西方教会来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以传教为名深入中国内地,搜集各方面情报,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同时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也为西方宗教提供特权。西方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化优越论,妄图从宗教上“改造”中国,这激起了当时的反洋教斗争。此外,西方传教士兴办报纸杂志,介绍西方宗教、文化、史地、政治、经济等的同时,还宣扬殖民主义思想,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辩护。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应理直气壮地控诉它们的罪恶,不应怀有变态的“情妇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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