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案例：马戛尔尼使团与鸦片战争

案例一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史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交涉事件，其影响跨越时空，至今还有学术关注与反思。这个事件发生的时代，在中国是乾隆末期。乾隆已经八十多岁，大清帝国，已经从繁华兴荣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但在有些局部还保持着虚华与奢侈，大清的皇帝到贵族官僚还沉浸在天下尽有的虚骄气氛之中。英国正处于强大上升时期，地球上所有的海洋，都有大英帝国的舰船，所有的大陆，都有其殖民扩张的身影。但在神秘的东方，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仍旧保持着封闭与傲慢，对于称霸全球的英国人来说，这是最后一块应予攻克的土地。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决定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派马戛尔尼为使者，讨论两国的贸易和建交问题，并希望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从而得到贸易上的最优惠待遇。马戛尔尼出身贵族，做过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被认为是东方通。副使斯当东是法学博士，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专家及一些有经验的军官。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次茅斯起航。为了向中国显示英国势力的强盛，英国政府让特使和56名使团成员乘坐装有64门炮位的“狮子”号军舰。另外39名成员和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载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印度斯坦”号。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的礼品多是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车辆、兵器、船模等，这些礼品，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其工业文明的显赫成就。这种炫耀，在中国人的眼里，其实只是奇技淫巧，不值一哂。

经过10个月的航行，马戛尔尼一行于1793年到达天津大沽口。从天津到北京，有着一系列的交涉和斗争，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与皇帝如何见面。天朝中国当时的外交制度是封贡制度，凡是来中国的外人，一律被视为朝贡使团，贡使们见皇帝的三跪九叩大礼必须在觐见之前演练纯熟。但马戛尔尼难以对付，他根本不愿意。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反条件，即要求清廷派一个与他一样等级的官员在英王肖像前也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平等。经过多次交涉，双方才勉强达成协议：马戛尔尼用谒见英王时最恭敬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即免冠鞠躬，单腿下跪。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人发现：“从接待大使人员的样子看，在他们的鄙陋的服装表面，和他们所乘的车辆方面，与英国迁移贫民到贫民教区的样子很相像，而和一个强大帝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尊严不称。”

觐见在行宫热河举行。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佩带金刚石伯爵勋章，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清朝军机大臣和珅也一同会见。马戛尔尼单膝下跪，颔首，递交国书后向皇帝献上了黄金和精制并饰有宝石的书籍、珐琅钟表、气枪等礼品，乾隆皇帝也回赐玉如意。马戛尔尼认为，赏赐之物似乎没有多少价值。觐见没有谈实质问题，乾隆简单地询问了英王的情况，赐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各自一杯“御酒”了事。

就英王国书中所提的要求，朝廷派和珅与之谈判，马戛尔尼提出一系列要求，和珅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回避。和珅将乾隆皇帝对英王国书的答书转交给马戛尔尼。乾隆全盘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马戛尔尼央求自己掏钱在北京多待几天，目的是加强英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牢固的友谊”，并且英王盼望接待中国使节的回访。但和珅避免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转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的关心上，这使马戛尔尼得出结论：官员们极不乐意处理商业事宜。1794年9月，马戛尔尼一行返回英国。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马戛尔尼向欧洲人描述对中国的观感时说：“东方巨人在蓝布袍子下露出了一双泥足。”

（资料来源：〔英〕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案例二　鸦片战争时清军的火器

决定战争的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双方的武器。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武器装备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至于清军使用的冷兵器，即刀矛弓箭之类，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好在这类兵器具有直观性，其使用方法及效能，也为大家所熟悉。这里重点放在清军使用的火器。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干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至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由此可见，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型制样式来说，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200多年。

清军使用的鸟枪，其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此后几经改良，成为主要的单兵火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清军鸟枪太长，无法再装鸟刺；清军的鸟枪用铁制成，枪长2.01米，射程约100米，射速1至2发/分钟。由于没有什么战事，又受到军费的限制，清军鸟枪并无定期修造报废更换制度。

此时的英军，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一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点火装置为摩擦燧石，枪身长1.16米，射程200米，射速为2—3发/分钟。二是布伦士威克式前装滑膛枪，点火装置是击发火帽，枪身长1.42米，射程约300米，射速为3—4发/分钟。两种枪比较一下，清军的鸟枪缺陷太明显，实战中的差距太大。(www.xing528.com)

火炮：清军的火炮尽管名称繁多，但从样式上来看，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初的加农炮系列。由于在18世纪内，西方火炮样式并无重大变化，至19世纪鸦片战争时，与英军相比，清军火炮在样式及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两者的差别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铁质差2.铸炮工艺落后3.炮架（炮车）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4.炮弹种类少，质量差。5.清军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鸟枪，并无定期造换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质量的差距，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这些缺陷中，哪一项不是致命伤？另外，火药的质量差，配比不科学。清军主要是靠经验生产，而西方当时由于化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试验出枪用火药和炮用火药的最佳配方。清军则没有这一区分，只有一种黑火药，且质量太差，杂质多，颗粒大，燃烧不充分，效果差了很多。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应该思考：中英双方军事力量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清朝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措施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资料来源：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37页。）

案例三　唐廷枢：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

唐廷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1832年。少年时期，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过6年的殖民地教育。他学得一口好英语。他在1862年写过一本题名为《英语集全》的书，书中第6卷，标题就叫“买办问答”。

离开学校之后，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里当过职位很低的助手，1851年起，他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7年翻译，后又在上海海关担任了3年高级翻译。1861年他离开海关，在怡和洋行代理生意，两年后，接任买办。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1873年，唐廷枢离开了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对洋务派的官僚企业实施官督商办。这在唐廷枢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的买办，这时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

19世纪70年代以后，唐廷枢在洋行企业和洋务派官僚企业之外，又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在进入招商局的前夕，他就曾在香港集资10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进入招商局以后，他又和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开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进入开平矿务局后，他仍然不忘堆栈码头业务，于1890年和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在开平矿务局期间，他在矿业和工业的投资方面进行了许多试探，其中有1883年与买办李文耀试办的热河承平银矿，1887年和1888年与徐润先后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以及1889年从香港华侨商人何献墀（昆山）手中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计划经营造纸厂，又和徐润等人筹办热河的建平金矿。在他参加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之前，他已经对一家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倾向的报纸——《汇报》，给予经济上的支援。这家报纸是他小时候的同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容闳创办的。

唐廷枢既是著名的买办，又是成功的民族资本家，还是卓有成就的爱国者。他在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强烈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他在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于官僚体制下的种种腐败行为痛心疾首。唐廷枢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百科《唐廷枢》改写。）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来源于买办，或者经常出现“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