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膝下有子女四人：文贞、文起、文胜、文兰。文兰妹小我七岁，也曾随父习武，解放后，也担任过武术教练。我是长女，父亲对我最钟爱，我自幼就爱好拳剑，七岁开始随父练功。俗话说：“阵前无父子”，我们父女俩一到练功场上，母亲就担惊受怕，说我父亲太严太狠。那年头本来就没有什么练功的毯子、垫子，而父亲偏偏要选石板地、洋灰地，让我摔跌滚翻。行拳、练器械最忌脚底溜滑，而父亲偏偏要在数九寒天，把我带到冰上去练，或者用水将地泼湿，让我在湿漉漉的地上练。他教得一丝不苟，要求我学得一招一式都不准走样，如果在某一环一扣上松了一点劲，他就强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非重复再练不可。练骑马坐桩式的基本功，两腿蹲得久了，身上冒汗，腿脚打颤，跌坐一次，就重新再练，而且加长时间。然而父亲是爱女的，我都十岁了，还常把我抱在怀里，用山东话给我念民谣逗乐；可是为了练功学艺，他咬着牙打我，一点不心疼。我还清楚地记得和春山师兄他们一起练功，有一回遇到天阴下雨，孩子们不懂事，都以为可以歇息一下，没想到父亲把我们叫到屋里，教授“拳打卧牛之地”，而后又教我们到了大场子上如何放大尺寸。练武功的人必须脚跟有劲，脚底下有功夫，我父亲自己练习时，在地上铺一层秫秸皮。可惜当年我们都年幼无知，对他的练法、技艺学得不到家。据武林前辈谈论，我们对“霸州李”的武功、技艺继承极少，失传很多。就功力门而言，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我随父习武，首先是接受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而后是学习拳术，器械的套路和攻防格斗的武技，还要听父亲讲解功力的道理。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年三百六十天，寒暑无间，每天都要练十几个小时的踢、打、摔、拿、击、刺诸功夫。只要我肯练，父亲就步步紧盯，把着手教。他教学中有几句口碑，可以说是武术教学的一条经验，叫做“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门而出；不得真传，枉费辛苦劳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教学，采取的是“因材施教”，他常对我们说：“文圣人不嫌字丑，武圣人不嫌把式歪。”只要品格好，肯学，他就教，并且一定教出一点名堂。我的师兄马恒俊，五短身材，有的人讽刺说武大郎如何学得武艺？我父亲说，马恒俊厚道，吃得苦中苦，我一定把他教出来。后来马师兄练地躺刀、地躺拳、戳脚，短小精悍，灵活漂亮，尤其是一手地躺刀加鞭，堪称一绝。另一师兄吉世春，个头特高，块头又大，五大三粗，师父便给他传授大刀、大杆子、大戟和锤，仅是锤就传了金爪锤、紫金锤、擂鼓瓮音锤等。对于我这个女徒弟，根据我的素质、基本功和其他条件，师父不惜精力，全面施教，教我掌握了武术的徒手和器械方面的技能与知识，而后重点授予我太极十三剑、飞虎拳、绵掌拳、穆英棍、形意拳、钩、刀等功力门的特技。
我父亲的剑道颇为高超，我和师兄弟们都从他习剑。记得“七七”事变前，有一次在北站外赶会，我和师兄们前去表演武术，因为我们都不过十多岁，被视为“小蹦豆子”，所以没有人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出了一个双刺剑的项目，当场获得观众的热烈喝彩和行家们的交口称赞。主事的人也对我们这班“小蹦豆子”刮目相看，接下场来，送出场去。当时在场后的一位杨村武师说：“这剑只有杨村才有，你们跟谁学的？”言下有点瞧不起我们的意思。当时我最小，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便反问道：“你们杨村的剑跟谁学的？”那位武师说：“不告诉你们。”我就说：“杨村的剑是我们家传的！”其实，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我父亲早年在杨村传过剑道。回到家里，我们面带得意，父亲问起来，我就把顶撞杨村武师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没想到父亲怒从心起，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第二天，那位杨村武师来到我家，登门道歉，结果我又落了一场训斥。
我从父学剑，掌握了剑术的刺、撩、斩、崩、劈、钩、提、抹基本要领以及多种套路，而后重点学习太极十三剑。此剑根据剑术基本动作，发展为斩、抹、崩、剁、扎、刺、撩、豁、掠、钻、扑、提、云等十三个剑法，并包括上、中、下三路的姿势与动作，内容比较丰富，锻炼也比较全面。整个套路有姿势动作一百三十个，组织结构细密、紧凑；手、眼、身、法、步的配合恰当，动作起伏转折，尤以缩、小、绵、软、巧为突出特点。剑指与剑的姿势陪衬均匀，有来有去，处处有交待，无顾剑指而不顾剑，顾上而不顾下的缺陷。解放后在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下，我把父亲亲自传授的剑法以及个人多年的锻炼体会整理出来，与师兄王子章共同撰写了《太极十三剑》，从起势到收势归纳为九十势，并且势势有说明，有我的示范动作照片。此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三年，连续四次印刷，发行二十七万余册。
我的飞虎拳也是由父亲传授的，这已不见诸拳谱。这种有独特风格的拳术，要求身法灵活，臂似绵软而出掌有力，出腿放长远击，要有“长一寸，强一寸”的优势。父亲授予我飞虎拳费了许多心力，我每练此拳，必思念严父教诲之恩。我的飞虎拳常常能得到功力深，动作轻盈、精巧、优美的评价，实在是由于父亲的严教。
在旧中国，我父亲虽然在武林中赫赫有名，但是社会地位低下，人称“卖艺的”，还加个“臭”字。“霸州李”有许多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他酷爱武艺，矢志不移地为发扬中华武术之光而甘当脚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改换门楣”的想法，而且殷切地希望子女中能有人继承他的武事。我记得，幼年随父习武，也随父下场子，亲友中有不少议论，以为我父亲是为了钱。有人说，为嘛李茂春舍得让女儿“跑马解”、当“女觔斗”；也有人劝我父母，哪怕勒紧裤腰带，也应当送女儿上学，再不济，也得把女儿留在家里，学点针线活，学点当家理事的本领，将来找个好女婿。据我的记忆，“七七”事变前，我们家住东箭道，我往南市去下场子，父亲总是给我几十个铜子，让我雇人力车，而不让我去挤电车，更不让我跑路。而且我下场敛的钱，悉数归我，家里一文都不要。因为我年岁小，拳、剑、棍都拿得起来，招人欢喜，加以又有父亲的人缘，所以每下一场，总能敛一小笸箩铜子儿，一天下来，能够挣二、三块钱，自己买胭脂花粉、针线鞋袜都花不了。我最爱我的姥姥，每天总要在市场上挑最好吃的糕点熟食带回家，敬奉姥姥，弟弟妹妹也人人有份。由这些事可以看出当年我们家境并不贫寒。而且父亲的朋友、武林中人到家里来，赶上饭，大家围着桌子就吃，无处投宿的，就在客房里住下。缺少盘缠的，我父亲就给钱，家里每天人客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供我上学念书并不是困难的。所以我认为父亲健在时，带着我卖艺，并不是为多挣钱，而是要让我多方磨砺，增强锻炼。他常说：“跑马解就跑马解，不偷不抢、不坑骗、不为非，自爱自重，自食其力，何谓低贱！”但是他不让我出风头、攀高枝。在那世风日下的旧社会里，他尽力教育我，保护我，如护珍宝。
大约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东南角盖起了一座电影院，当时叫做亚细亚电影院。落成开幕的时候，还举行剪彩仪式，这在三十年代还是极新鲜的时髦事情。他们邀请我参加，原来以为是为庆贺影院开业，让我去表演武术，殊不知是让我剪彩。事后，一家小报和一家画报登出了“李亚男小姐为亚细亚电影院剪彩”的消息和照片。这些报刊是惯登“坤伶秘事”、“名媛佳话”的无聊刊物，弄得我父亲又恼又悔。为了教育我潜心习武，拒绝社会上对“武林明星”的吹捧，父亲替我将“亚男”更为“文贞”，取“贞干”、“贞士”之意。(www.xing528.com)
还有一年，寓居天津的清朝末科武状元武国栋八十大寿，堂会预定了京戏、梆子、什样杂耍，而老寿星执意要请几位武林高手表演拳剑，锦上添花，并点名邀请“霸州李”。虽然清朝已经覆亡，而武状元之类的遗老，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国栋在天津仍赫赫有声威。一些达官显贵、富豪人家办婚丧喜庆，总要请武状元到场，以光耀门庭。清太监小德张母丧出殡，就是请的武国栋祭门。可是我父亲不肯去为这位遗老祝寿。武家托了我父亲的老朋友张爷说情，我父亲碍着张爷的面子，无可奈何，就让我去演一套绵掌拳。状元府大厅里现搭的戏台，台面栏杆上装满了电灯，我一出台，电灯随之一亮，光照满台。据说，这种排场只有名角儿才能享有，我却也受到了特殊礼遇。下台之后，又被请到客厅里与太太、小姐们共进大菜（西餐）。小姐坐在我身旁，夸我长得漂亮，身手不凡。这一切，我回家只说了一句：人家很客气。可是隔了几天，武家又托张爷来请我去教小姐武术，父亲坚决不答应，他说武林人家的孩子，还是在江湖上摔摔打打为好，侯门官府不是我们呆的地方。
我父亲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叹我们父女生不逢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沦陷的天津，由于生活的摧残，使这位武林高手溘然而逝。名重武林的“霸州李”，身后十分萧索，而天灾又骤降。我们被弃养后不足百日，天津洪水成灾，我家的生活无着，我不得不背起刀枪把子，鬻艺入京。幸得我父亲旧日的朋友、门人帮助，在天桥得到一块明地，卖艺挣钱，才使母亲、弟妹免为饿殍。大水退后，我又立即赶回天津，一家数口的生活担子从此就落到我的肩上。为求得家中不至“釜底生尘”，在四十年代的天津南市、三不管、地道外、谦德庄等地游乐场，我是拳打脚踢，苦挣苦斗了将近十年。记得抗战胜利后的那年，我在南市撂地，宪兵队来找麻烦，硬说我妨碍了交通。在这班人面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不能有丝毫软弱，我说：“如果这地方卖艺妨碍了交通，我可以挪开，不过，别人也不能用它！”这班人瞧我没有屈服的意思，挥拳出手，破口大骂，朝我涌上来，我用棍一挡，横下一条心说：“你们一伙男子汉，欺我一名单身女子，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架，明天此时此地，我等着众位！”
我的老母、妹妹都吓坏了，母亲要我暂避一下。我说，既要在天津卖艺吃饭，就不能怕谁，躲了和尚，躲不了庙！第二天，我按时等候在场子上，那一帮家伙带着枪，挎着刀，凶神恶煞般地冲我走过来。我想：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非痛打一场不可。就在这剑拔弩张即将交手的时候，我父亲的朋友、老观众们出面，制止了这场恶斗。
类似的事情也远不止一桩两桩。记得有一年，我从北京回天津，在火车上同席有那么几个人嘀嘀咕咕，听他们的言谈话语，毫无疑问是些大烟贩子，我心里有气，坐在我身旁的那家伙还故意挤我。我说：“大烟熏黑了心，也熏黑了眼么？挤个嘛？”一言不合便动了手，我一脚就把那家伙踢出了座。没想到，这一帮子人还真不少，一下就有七、八个家伙把我围在座位里，伸手就要打。我迫不得已，拽出了随身携带的单刀。这下事情闹大了，乘警出来要把我们统统带走。烟贩子们这时倒沉不住气了，可能怕我揭他们的底，反过来央求乘警手下留情。我说“我倒愿意见局长，把事情说个明白。”乘警这时可能也得了烟贩子的“好处钱”，反过来劝我说：“你一个人打了那么多人还不出气？”此事后来闹得满城风雨，风传“李文贞打了一车人。”
我虽然会一点拳脚刀剑，算不得懦弱女流，但毕竟是形单影只，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如若没有我父亲的旧雨亲朋的照顾，我也很难免不被黑暗势力所吞噬；如若不是新中国的建立，我也实难逆料身归何所。我们这种靠鬻艺为生的人，到解放后才真正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重视，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称号，开始了真正的新生。
（陈珍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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