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日月如梭,“霸州李”来到天津的时候,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却仍是孑然一身。他的武功已达到相当精湛的地步,在武林中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不过,天津虽离霸州不远,年轻时也曾来过,但相知的人不多。一天,当他经过芦庄子的时候,从芦庄子大车店的梢门里走出几个人来,其中一人招呼李茂春说,耳闻“霸州李”的功夫很了不得,今天能不能给咱哥们练一手呢?李茂春说自己是路过芦庄子,没带家伙,改日再会。对方却不让路,并且从大车店里拿出一棵又粗又长的白蜡杆,对李茂春说:今天你就练个杆子给大家开开眼吧!说话之间,来了不少围观的老少。李茂春说:“七尺花枪,八尺杖杆,这杖杆何止八尺?没有几百斤力气,玩不了这东西!”大车店里出来的人,以为“霸州李”露怯了,故意两手握住蜡杆子,一头杵在墙上,一头用肩窝顶着,使了很大劲,那杖杆却象钢梁铁杵,纹丝不动。大家都要看“霸州李”如何应付。李茂春接过杆子,左手插腰,右手握杆,唰唰地抖了两下,拧了一个翻身,又唰唰地抖了起来,围观者鼓掌叫好。舞罢,李茂春把白蜡杆插在地上,大车店里那伙人出来挑着大拇指说:“霸州李真是好样儿的,抖白蜡杆有软有硬,能把这兼枪带棍的兵器练得这么好,实在难得。”
“霸州李”名噪津门,席不暇暖,邀请他加入拳房的、保镖的、教练军警的,接踵而来。当时民国虽已成立多年,但由于直、奉、皖各系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就是在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里,也时有盗案、凶杀、抢劫、绑票案发生。大军阀段祺瑞家的老太太到租界地的戏园子看大戏,衣襟上佩戴的金镶玉饰的牙签子,被人捋去了;刚卸任到天津作寓公的海军总座刘冠雄,马场道的公馆失窃,一池金鱼都被捞光。此类新闻常披露报端。因此,民国达官、前清遗老、公家、私家都想找武艺高强的人保护他们,对付盗贼。有的大军阀派人来向李茂春下请帖;有的公馆用小汽车来接李茂春赴宴;秋山街段公馆用两洋面袋现大洋作聘金,请“霸州李”去保镖;天津警察厅也商请他去当警察总教练。真是门庭若市!李茂春既不愿去为官府、官家看家护院,但也不想得罪这班人,便借口去霸州祭祖,以摆脱这些人的纠缠。这时候,胜芳邢××(忘其名,早年曾到霸州向李茂春学过艺),在南市老三不管一家大药店附近开了一所拳房收徒传艺,于是李茂春就落脚在邢家的拳房里帮忙。不久,一位“老天津”李庆堂老人看中了李茂春的武艺和人品,愿意将自己的女儿许嫁李茂春。
李庆堂老人原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排字工,技术娴熟。以后李庆堂把技术传给自己的儿子,在天津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印书房,做印刷生意,家境小康。李老先生世俗观念不浓重,不轻视李茂春的武行,也不以同姓不通婚姻为意,在儿女婚姻问题上,表现甚是开通。经人提亲后,便让男女双方见面,当面相亲。李茂春觉得很如意,于是便择吉成亲。从此,“霸州李”便在天津安家落户了。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天津东箭道外祖父家里。在我出生前后的两三年里,父亲还在南市邢家拳房帮助教练,自己也收徒传艺。拳房付给的报酬并不丰厚,他也毫不计较,只因出于对武艺的酷爱。以后儿女相继出生,家庭经济负担日渐加重,他便又经常到三不管一带撂地卖艺了。
我父亲不喜攀高枝,不爱官财利禄,不愿出风头,而甘居淡薄、潜心习武。每有打擂比武的活动,他总是保着朋友、门徒出场,支持他们去赢得荣誉,非不得已,他决不出头露面。他愿意在武林中交流技艺,而不愿意争霸斗强,家乡人办“少林会”,他总热心参加,并且把我带去,父女都出场献技。
“霸州李”名满天津,他的门人和朋友要为他建立武术馆,便集资租下了他经常撂地卖艺的那块地方,很快就盖起了武馆。我记得还做了一块朱漆底、描金字的牌匾。可是我的父亲不让悬挂,为此师徒、亲友间还争执过。他仍然坚持“艺不可不传,艺不可轻传”的原则,既反对保守思想、门户观念,又不想滥收门徒,所以也不愿挂出牌匾。他喜欢收穷孩子,不喜欢阔少爷,他不挂牌,有钱有势的人家把子弟送来,容易推脱。例如,当时天津一位姓高的富豪,要送儿子高某来学艺,他就拒绝了。而河间的杨春山,家中只有两亩地,是个终年吃不上饱饭的孩子,步行到天津,投奔了我父亲,父亲收留了他。十二、三岁的杨春山能够吃苦耐劳,加上父亲着力培养,练得一身好功夫,他的硬弓受到武林中人所共赞。后来,我妹妹文兰就许嫁了杨师兄。(www.xing528.com)
“霸州李”要求自己的徒弟和拳房武馆的学生,潜心习武,不仅求得强身健体,而且要把中华武术发扬光大,行侠义于天下,并嘱切忌以武术为“敲门砖”、“登龙术”。他在天津培养了几班徒弟,如密云赵胜堂,霸州王子辛、赵福泰,河南郑春成,河北吉世春、高登奎、王树林、刘树朋、谷子会、邹海东、毛金臣和杨春山,都是他最得意的传人。此外,他还教授了几个女徒弟。
天津是个人烟稠密、市井繁华的大都市,但对于江湖上干“金评彩挂”这种行当的人来说,要想在天津这样的码头上挣衣食,是很不容易的。且不说官府对这些人的剥削压迫,青帮对这些人的控制欺压,更有凭耍胳膊根儿混世的大小混混儿吮吸着江湖艺人的血汗,我父亲最痛恨这些人。只因“霸州李”的拳脚、枪棒都非等闲之辈所能抗御,流氓、混混儿对他也无可奈何。当年无恶不作的大流氓头袁文会曾托人拉拢他加入安青帮;警察局长阎家琦曾拿着“警察总教练”的官衔利禄,多番来请,都被我父亲挡回去了。我父亲在钱财上一向不吝啬,而无端的勒索,“飞帖打网”,他却不买账。
在武林中,在挂行内部,矛盾很多,自己人与自己人斗势,踢场子、砸牌匾的事常有发生,我父亲总是出面调解。只要“霸州李”到场,大家总给面子。不过,俗话说:“树大招风”,山南海北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有的人光明磊落,挑明来意,要求比试;有的人提着礼物,嘴里说是慕名来访,实际是借登堂入室的机会暗中动手。这种情况,我们都累见不鲜。有一次,从江南来了一位客人,对我父亲口称“师祖”,自报门户、辈份,也都有根有底,家中备了酒饭予以招待,一直到我父亲送他出大门,这位客人都是彬彬有礼。但出门时,说了一声:“请留步”,举手便推了我父亲一掌,父亲若无其事,笑着说:“不必客气”,一抬左臂,回敬了这位客人一下。这客人眼看就要倒仰下去,我父亲一伸右臂,一把将他抓住,扶他站住了,免遭了当场出丑。客人心神刚定,便鞠躬到地,口称“惭愧”。这位客人功力不浅,那一掌确实有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骤不及防,非被推倒不可。然而“霸州李”功底硬,不仅把那一掌挡开,而且就劲使劲,反将对方差点推倒,而最为难得的是在这一反掌之间,又能将对方拽了回来。武术行家都知道,格斗中,伸手打出去比较容易;打出去,又拽回来,这就很难。这不仅是功力的较量,而且是武德的较量。
我父亲生前常叹喟说,中华武术既然被尊之为国术,应当承认其行不低,而他自己的武艺也不算低,可是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漂泊半生,除武艺外别无他物能传之后代、传之子女。
“七七”事变后,他的境遇和生计更为艰难。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统治,对于武林高手常予以杀戮,灭其躯体。我父亲此时只得经常出走,东漂西泊,行踪无定,躲避敌人捕捉。一九三九年初,他回到天津,虽然年不过六十四岁,却已身心交瘁,蓄着长长的胡鬚,宛如古稀之年的老者。父亲自练功以来,身体强健,极少得病,可是这一年乍暖还寒的时候,他却一反常态地感冒了,医药不周,他自觉严重的是腿踢不出去,病体沉重,比及辗转床褥时,还惦记着自己某些技招尚没有传人。当时春山师兄正学“点穴”,我父亲仍每日召之榻前,谆谆以五脏、六腑、十二经之图谱相告,教其对图背记和认脉等。可惜杨师兄对“点穴”之功未及获得,功力门的一代宗师“霸州李”便溘然而逝。终年六十四岁,时在一九三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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