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三岁起，我正式登台演唱，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我正式登台演唱时调，是从十三岁开始的。这时已经不是单纯地出自爱好，而是迫于生活，挣钱帮助父亲养家餬口。

我父亲对时调虽然是业余爱好，但却热心教徒授艺，先后教过五个徒弟，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都用“毓”字排名：王毓珍、二毓宝、王毓宝、魏毓环、王毓儒。

王毓珍是我的二姐，学艺早于我们姊妹几个，可以说是父亲的开山弟子。她的嗓音洪亮，吐字清楚，跟着父亲学了不少唱段。可是她有怯台的毛病，在私下唱得满好，一上台就慌腔走板。怯台成了她的“不治之症”，迫使她的学艺生活半途而废。

二毓宝本名刘惠云，幼年曾学评戏，我们两家从父辈起便是通家之好。惠云常到我家来玩，受到我们的影响，也喜爱唱曲，天赋条件也不错。我父亲看中她是株好苗子，就收她作徒弟，亲自调教。父亲收徒弟似乎也是一种爱好，他从不向徒弟索取任何报酬，而且也不摆师傅架子。二毓宝家境比较困难，我父亲怜爱徒弟，为了使徒弟技艺早成，他不辞劳苦，自己拎着三弦到徒弟家里去送艺上门。后来，二毓宝的演唱已经可以正式登台了，师徒二人都很高兴，可是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有象样的衣裳穿上台？更不用说花钱置行头！刘伯父只买了几尺花布给女儿做了件大褂。父亲知道徒弟的困难，叫我在仅有的几件旗袍中挑了两件，姊妹俩一起动手，拆拆改改，二毓宝才有了上台的服装。幸亏我们这个行当不象京戏、梆子，非得有头面、戏箱不行，只要穿戴齐整也就可以登台了。(www.xing528.com)

我正式登台，是三十年代末，曲艺已由“明地”（或叫“撂地”）进入书场、茶社。这时演唱曲艺的园子已经开了不少，除了北大关的老字号志成信、侯家后的义顺、北门脸的宝和轩、东南城角的兴成等等之外，还有东燕乐、西燕乐、北海楼和南市东兴市场里的书场、茶社。曲艺的演出场所，也有按曲种的不同而划分的，如会友轩专演时调，连兴茶社专演相声等。在鸟市还有东来轩、玉茗春等较大的茶社。我初出茅庐，就是在玉茗春上演。

当年演唱鼓曲，接场有一定的陈规。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一般也就是比场内茶座高两三磴阶梯、宽不过四尺左右的台子，中间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前挂上桌帷。演员走到台桌右侧，先不能起唱，必须说几句话，叫“铺纲”。一般的说法是：“方才×××伺候了您一段××××，现在换上学徒我来伺候您一段××××。”如果在此之前是位有点名气的演员，演出又得了“彩”，那么在接场的“铺纲”中还要说上几句为前者捧场的话。如果自己是年轻演员，还要说：“学徒我，新来乍练，唱得好与不好，请诸位多多包涵。”说了这一通闲话，还要再说两句：“闲话少说，以唱当先，弹起弦来，让我伺候您一段。”这样“铺纲”完毕，才能演唱正文。

“走票”唱靠山调没有这套陈规。票友出场，弹弦就唱，没有什么“伺候一段”的“铺纲”。后来，时调登上曲艺舞台，演唱者按传统，还是上台就唱，一曲唱罢，鞠躬下场，答谢听众。我到鸟市玉茗春正式登台的时候，就依循着时调演出的老样子，上台后一言不发，起弦就唱，鞠躬而止。我们对于开口就是“伺候”等语，很感羞怯，特别是我的父亲本是油漆作坊的手艺人，并不希望女儿去卖唱、“伺候”人。演唱时调，虽然无须“铺纲”，但也有它的陋规，这种陋规可能起于时调走上舞台的初期。那时演唱由男女合演，男艺人光说不唱，叫做“时调前脸”，在女艺人的演唱中，“前脸”随意插科打诨，有时言语下流不堪入耳。这种“时调前脸”的陋规直到三十年代仍未根绝，特别是在“三不管”、“三角地”一些简陋的小时调场，更以此迎合某些听众的低级趣味。当我们家庭生活极为困窘的时候，有人劝我父亲放我“下海”，并许诺“打钱”、“分份”赖以养家。我父亲说：决不能叫自己亲生闺女到那种地方去卖唱，除非取消“前脸”。这时有一位张大爷携女俊英“撂地”唱时调，借我去帮忙，并以不用“前脸”为条件，我便去唱了半个多月。后来，鸟市玉茗春答应取消“前脸”和“铺纲”，我便在那里开始了正式的从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