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评书起源及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评书在曲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书目也较为丰富，名演员辈出，长期以来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天津的评书来源于北京，而保定、唐山及早年直隶地区、东北各地的评书，又大都是从天津传过去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天津人口不及现今的四分之一，可是书场和带说书的茶园茶馆就有一百六、七十处，盛况可见。因此，有人说天津的评书源于北京而又胜于北京。

“北方评书”定名于晚清同光年间。相传当时北京城有位王鸿兴老人，学识渊博，口才雄辩，自立门户说评书，传艺授徒，一共收了三位徒弟，其中技艺高超、留下姓名的却只有一人——贺良臣。“臣”字作为一辈，往下传为“亮”。“亮”字辈有五位传人，但没有留下姓名。再传为“魁”字辈，有十八位传人，也没有留下姓名。但是长期以来北方评书门里就一直流传着“三臣、五亮、十八魁”的门户渊源之说，认定王鸿兴的评书由这“三臣”、“五亮”、“十八魁”继承了衣钵。因此，近代北方评书谱系即以王鸿兴为第一代，“三臣”为第二代、“五亮”为第三代、“十八魁”为第四代。令人不解的是，第五、第六代，以何字排辈，传人有哪些位？后人都说不清了，形成两代传人的空白，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自第七代开始，师承关系的脉络清楚了，传人多了，成名的大都有名有姓。第七代以“致”字排名，他们是英致长、王致连、张致兰和王致久。英致长与王致连是同师的兄弟，同在北京说评书。某年，英致长因一场官司来到天津，官司了结之后，经艺门朋友介绍在天津下场，试说评书《明英烈》，因其技艺高超，名噪津门。鉴于天津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戏曲荟萃，评书极受欢迎，英先生便将家小从北京接到天津，在天津落户，并且收徒传艺。当时，天津的一位相声艺人王德宝，非常喜爱评书，欣羡英先生的技艺，两人交了朋友。而王德宝有意向英致长学艺，英先生谦逊，就采取代师收徒的办法，认王德宝为师弟。王德宝更名为王致久。后来，王致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了天津评书界的一代宗师。在王致久门下，以“杰”字排名，驰名津、京、直隶、东北的有常杰淼、张杰鑫、许杰泉、王杰钰、张杰宽。英致长在天津收徒，以“云”字排名，有顾云亭、王云汉、乔云斋、叶云棠、松云山、聂云贵。顾云亭等不仅在评书艺坛享有盛名，而且都有传人。与英致长同辈的张致兰，也是书坛高手，在京传艺。他的两名高徒，一位就是名满津门的陈士和，另一位是李士元。“致”字的王致连，主要是在北京献艺，他的门人以“傑”字排名（现傑、杰通用），有王杰魁、金杰华、金杰丽、刘杰谦、袁杰英、袁杰亭、袁杰武、富杰俊等。

以“致”字辈为北方评书的第七代，下传第八代，排字有八个之多，即杰、诚、云、岚、坪、伯、傑、士，每一个字都有一批名演员。由此可以看出评书门户由第七代传到第八代，出现了门户林立、传人众多的繁盛景象。这种景象维持到了第九代，排字发展到十个，即：轸、豫、桐、正、鹤、清、阔、健、华、继。各门各户都出了一些人才，成名的演员如连阔如、袁阔成就属这一辈。我的师父蒋轸庭也是这一辈，他培养了不少徒弟。

第十代的排字为：枢、存、浩、荫、占、立。我属这一辈，与我同辈的有董枢权、于枢海、巩枢和，还有姜存瑞、顾存德、索存寿以及刘立福、陈浩先等等。排字的增减有一定的原因，大体说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艰难的时候，听说书的少，行业萧条，授徒学艺的就少，反之则多。我学艺的三十年代，日帝侵华，平津沦陷，评书就只剩下了枢、存、浩、荫、占、立六个字辈，而到十一代，仅剩下了鸣、久两个字辈。

评书在天津发祥，就是从“致”字辈的第七代算起，传之十一代，也连衍了近百年，艺术生命绵延不断。有人说评书在天津兴盛起来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一〇年左右，此说是可信的。(www.xing528.com)

书场或书馆能长年开业，风雨无阻，一般都是由经理人、掌柜老板邀请比较有名气的评书艺人说“套书”——长篇成本的评书。也有艺人自己经营或东伙合营的。谁来说书，预先都贴大红海报“本场特邀名艺员×××自×月×日说×部书”，一般都不售门票，听客任意入座，每场说三小时，半小时为一段，停演敛钱，收入按成分摊到经理人和艺人名下，名气大的艺人，可得十分之七。一般书场、书馆都可以开早、中、晚三场。早场生意冷清，行话把早场演出称为“上板凳头”，三流以下的演员或初学艺的才“上板凳头”。不过，到书场、书馆说书，总是比较“气派”的，而且邀演员也有一定的书面或口头的合同。一般尚无名气的新手，还必须经过几场试说，如受听众欢迎，才能正式定约。除了书场、书馆以外，茶楼或茶社也是说评书的场所，只是收费的办法不同：茶楼茶社以收茶水费为主，从中提成酬劳说书人，如果说书特别叫座，茶水不增资，而在书说到一定时候，伙计捧斗或笸箩，绕茶座走一圈，向茶客敛一遍钱，所敛之数悉归说书人。

评书也有撂地的，称之为“明地”或“亮地”。在露天地里围个摊说书，即使有个席棚遮风避晒，也是“雨来散”，艺人收入不稳定，而且听众虽坐在长板凳上，但是你起我坐，熙熙攘攘，说书的要想压住场，非提高嗓门不可，时间长了实在受不了。所以说书的撂地，比之唱戏、变戏法的，比之说相声的，都更要苦得多。而且为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书目也只能选短一些的。

我二十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初登书坛，学艺不精，名声不响，一时接洽不到说书的场子，只好到南市三不管开洼去撂地，在那里撂地的有说相声的郭瑞林，唱太平歌词的王剑云和尹寿山，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的儿子焦少海（相声演员赵佩茹之师）也在那里说评书。焦少海和我很相契，他提出要我俩同占一块地盘，轮流各说一段，用行话说叫做“联学联杵”，合伙分钱。焦少海是相声门里出身，评书也很拿手，我也使出自己的“解数”，虽然能够招徕一些听众，但是人来人往，流动性太大，肯掏一大枚铜子儿的人不多。我俩从早到傍黑，忙活一天，平均每人能落个二百来枚铜板，不够养家餬口。后来，西门外三角地开茶馆的高桐鸣邀我去说书，我就离开了三不管开洼。

西门外三角地，方圆不大，书场和带说书的茶园子却有七家之多，这也是天津评书兴盛的一个现象。据说天津的书场是从西门外开始，逐渐向西南角蔓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天津开辟九国租界，形成新的繁华中心。而城厢一带中国地的绅商和地方当局也着意繁荣城厢和南市一带，在南市盖了很多戏园子、落子馆，饭馆、酒楼也相应出现。各种曲艺杂耍都更集中于此地，评书也在这里盛极一时。新建的东兴市场内分东西两院，东院里有八个书场，最早的书场没有牌号，张家开的叫张家书场，王家开的叫王家书场，还有一个赵家书场，一个宋老婆书场，一个周五书场，还有一家孙宝祥书场。西院有一家姓红的回民开的书场，生意极好，一天可以卖四堂座，听众之多可见一斑了。出了市场，照相馆旁又有一家书场，场主诨名吴小鬼子，名号不雅，他的书场就起名“会友书场”，除上评书以外，还上时调。会友书场对面是王宝山书场，后身是大至乐书场，附近还有黑金鳌开的黑记书场，场面宽阔，能容三、四百听众。东兴市场的前门楼上永和茶楼，也带评书。在广兴街上，又有青莲阁（即玉壶春）等有名的茶园子，也都带说评书和演出曲艺相声。距此不远建物大街的庆阳茶楼，也是评书场地。除了这些地方外，在很多大街小巷，也有书场，如大胡同北德华馨鞋帽店对过楼上就有书场；北口处咫尺之间又有一个义和楼，也说评书。老天津人，还常喜欢洗完澡听评书，所以有的澡堂楼上、旁边也开设书场，如东浮桥警察厅路南澡堂子楼上就有带卖茶的书场；水梯子澡堂旁，也是书场。这些书场、书馆，有的场地比较好，有的很简陋，有的甚至就是席棚尖顶。我还记得河北十字街有家秃老婆书场，就是一个卖茶的老太太兼营的；车子胡同一个摆糖摊的老者，以一房间开做书场，能容二、三十位听众，也适应了一时之需。另外，象在临近鬼市的赵家窑，有专卖鬼市座的茶楼，天不明就有评书。在侯家后、那家楼一带，因为妓院多，早晨上午，依靠妓院混饭吃的人闲在无聊蹲茶馆，于是茶馆里就上早场的评书。所以，“吃开口饭”的艺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披星戴月，格外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