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4：王府井分店兴旺

1、第一分店

到了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地方不靖，直隶省银行不稳，发生钞票挤兑风潮，致使华界市面商业不振，百业凋敝，同升和营业也不例外，频临危境。各大商店陆续迁到租界地内，朝野军阀官僚、豪门富户也都争先恐后纷纷在日、法、英租界建筑楼房别墅，致使当年估衣街、北门外、锅店街、北大关、宫南、宫北、竹竿巷、针市街、大胡同等地的大商店和老字号逐渐向日租界旭街和法租界梨栈大街、天增里（皆在今和平路）一带转移，租界内市面日益繁华起来。李溪涛鉴于当时形势，抓紧时机与范竹斋（大资本家）联系，租用法租界梨栈大街竹远里的门面，设立第一分店。开幕后果然营业大有起色，门市非常拥挤，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特别是到年终春节前后，营业额更为显著增加。另外，由于同升和在资金运转方面得到南京大绸缎商裕昌厚韩云舫的大力帮助（韩有存款六万元在同升和常年不动，无息无利），对其营业起了很大作用，盈利连年激增，资力愈加雄厚起来。

一九二八年莫荫萱因年老多病，双目失明，全盘营业交给别人干又不太放心，于是撤出股分。结算后连钱带货分给莫荫萱二万余元，从此分手，再有盈亏与莫无关。李溪涛，王质甫接办后，进行改组，吸收了在号多年的作坊负责人郑耀庭（冀县人）、张伯衡（武清县崔黄口人）和莫泽霖（宝坻人）加入股本，从此即改为五人合资经营。由于李的股份比重较大，又精明强干，公推李为总经理，其他四人为经理，分工负责，各展所长，改组后五人同心协力，相依为命，营业状况扶摇直上。

2、第二分店

到了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李溪涛认为法租界惠中饭店周围，必将成为天津市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商业中心区，如在此处设立分店，可以压倒同行业的盛锡福帽店。李溪涛是个先虑败、后虑胜的智囊，为了慎重起见，采取先以借地甩货为名，找高星桥洽商在惠中饭店楼下拐角、光明电影院旁租赁门面，把一批在洋行订的“杂八凑”货，统统作为甩货，门市起名叫做“同升和非常特卖部”。开业后，门市营业非常兴旺，顾客十分拥挤，后来把“非常特卖部”的招牌一变，成为同升和第二分店，使盛锡福的营业很受影响。

3、第三分店(www.xing528.com)

随着业务的日益发展，同升和资力雄厚，羽毛已丰。李溪涛鉴于北平邻近天津，人口密集，帽品畅销，如在王府井大街设立分店，定操胜算。初和王质甫商量，王不同意，认为地点不够理想。李为此煞费苦心，亲自到王府井大街作过行人流量调查，作到心中有数，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经过与王耐心研究，终于说服了王质甫。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选择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旁开设了第三分店。开幕时顾客盈门，争先恐后，非常拥挤，盛况出乎意料。开门的第一炮打响了，使同升和的产品打开了北平的销路，声誉更大了。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同升和在津又建起呢帽工厂，自制呢帽。在此以前，呢帽都是由美、意、德等国进口，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自制，取得成功，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取代了舶来品。但帽坯仍靠进口，进行加工，不过售价已便宜多了。草帽方面也由日本进口原料自行编织。到一九三五年，同升和又增添了各种男女皮便鞋，销售情况也很顺利。同时又组织扩大宣传工作，除在平津各电影院、剧院、电台、报纸广为宣传外，还分别派李墨林等得力人员到唐山、宁河、沧县、大城、高阳、安新、霸县、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处张贴广告。这样一来同升和帽店的名气在华北、东北、西北越来越大，销路越来越广，店员和后作坊师傅屡屡增加。所有各种帽品质量，精益求精，博得了好评。为方便戴白通帽（面斗帽）的人，店里还设人代刷白粉，头天送来转天取帽子，不收费用，这也是拉拢顾客的一种广告性宣传手段。王质甫终日不离门市柜台，他对帽子的号头非常熟悉，一看顾客的头型，就知道要戴多大号的帽子，用不着逐个试号，并且亲手给顾客缝钉帽结（俗称帽衬疙瘩），手头非常利索，使顾客很满意。营业额方面，只梨栈一分店一处，每天最高额就达五百多元，按当时一顶小帽价值一元多计算，就相当五百多顶，已经是很可观的了，其它分店也不小于此数。每顶帽子的利润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不等。水獭、海龙皮帽每顶利润则是百分之五十。

同升和的帽子，以缎帽（如小帽、青缎海虎绒大衣帽、六褶缎帽子）销量最多，也最拿手，堪称独创，不仅式样好，而材料真实，工艺地道，流行于平津华北各地。

4、第四分店

李溪涛的雄心不小，早已打算在天津市内凡是繁华地区都要设立一个分店，使同升和的声势越发壮大。当他在估衣街、梨栈大街、劝业场、北平王府井大街几处最繁华地区有了分店以后，就考虑天津东北城角官银号，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属于上上地区，如不赶快设店，就会被其竞争对手盛锡福抢去，于是在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决定在此设立第四分店，同时添设制鞋作坊，改名为同升和鞋帽店，注册商标为“钟星牌”。从开幕起每天门市相当兴旺，与其它三个分店并驾齐驱，营业额不相上下。此时，同升和的营业状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