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古玩业动荡引起国宝发现及组建行业公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敲诈勒索，大量发行法币、关金和金圆券，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字号古玩店手里所存的准备买俏货的现款，就形同废纸了，天长日久，存货不断销出，而新货补不进来，加之其他原因，一些老店相继歇业，如劝业场的籊箫馆、大观书画社、养正轩、珍昌泰、复兴、解耀东；天祥的效珍斋；泰康的春生祥；北门里的德昌祥、福兴成等。但另一方面，新开的珠宝店却如雨后春笋。原因一是经营珠宝翠钻改用黄金计价，随物价波动水涨船高，可以不受影响；二是珠宝翠钻小巧玲珑，既能佩戴，又便收藏，送礼行贿非常方便，并且买有现货，销出也快，资金薄厚，皆可经营，只赚没赔。租界里的寓公和清室遗老的后人，由于生活糜烂，财势日衰，便靠变卖珠宝维持开销。另外一些走私贩从香港偷运钻石来津。因此，此项货源非常充足。

借此良机，北京、天津各古玩店店员纷纷脱离旧号自设新店。北京人在天津劝业场开的珠宝店有：怀宝斋、义宝斋、奇珍、品珍、瑞古斋、瑞源祥等；在中街和朱家胡同一带有：三星、颐宝斋、新生、兄弟等。天津人开设的珠宝店有：郑甲三的德丰，王仲三的宝丰，李宪章的有丰，李子瑞和唐恩元的天利，王月波、张兰田的明明，邢宝华的瑞宝斋，耿子珍的敏珍，赵麟轩的华孚，马庚权和张廷烈的正昌等。由于有越来越多的珠宝店想挤进劝业场，劝业场事务所便把三楼的天纬台球社、四楼的地球社、五楼的天会轩曲艺场统统加以改进，修成一间一户的门面房，租给上述各珠宝店，每间先收二十两黄金作为进场费，房租另议。从此劝业场二楼至五楼大多是珠宝店了。

由于珠宝店日益增多，后来古玩业划分为两个行业，两个同业公会。河北省汉民成立了古玩字画同业公会，北京回民成立了古玩珠宝同业公会。

就在珠宝业鼎盛一时的同时，书画业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溥仪从故宫运出来的一千多件珍贵字画，全部散落在吉林省的通化、临江、大栗子沟、长春及辽宁的沈阳一带，人们称之为“东北货”。这样一来，沉寂的书画业顿时沸腾起来。那么，这批“东北货”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清逊帝溥仪曾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来，存到天津英租界张园内。这些偷运出来的书画手卷均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篇所收。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僧怀素、欧阳询、赵构、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原稿，王维的人物画，宋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此外还有阎立本、宋徽宗赵佶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总计手卷字画一千多件，挂轴和册页二百多种，及二百种上下宋版书籍。这批珍宝移到天津后被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又被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运到了东北伪帝宫。(www.xing528.com)

溥仪离开长春伪帝宫时，把一些珍贵首饰及田黄石刻乾隆御玺等物，藏在一个皮箱箱底的夹层里，随身携带。捡出一批心爱的手卷，交给侍从何义、王敬羽等带到大栗子沟，其余留在长春宫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吉冈安直通知溥仪乘飞机去日本。树倒猢狲散，剩下的随员把他们带来的部分书画手卷分光，便各奔东西了，路上他们用钱就卖，走到哪儿卖到哪儿。与此同时，长春伪帝宫的文物也被抢劫一空。当时在大栗子沟、临江、通化、梅河口、四平、长春、沈阳等地的旧货铺、废品摊上到处可见。后来又流传到天津、北京、内蒙、大连、上海，部分被偷运到香港。

首先发现这批国宝的是长春金石斋古玩店的李志甫和焦序生、常伯祥，他们在东北收买了一些送到北京，立刻引起了轰动。墨宝斋的马宝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论文斋的靳伯声，文珍斋的冯湛如等，纷纷到东北挖宝。存有这批书画的人逐渐知道了行情，不肯随便在本地出售，他们将货携带到天津、北京待价而沽。开始一顿饭钱就能买到一件唐宋书画卷，后由于同行争购，涨到数十两黄金才能买到一件。于是北京的马霁川、冯湛如，博文簃的郝葆初，崇古斋的李卓卿、墨宝斋的马宝山和穆潘臣，长春金石斋的李质甫和焦序生，临时组成了“八大公司”，无论在什么地方买到“东北货”都作“伙货”。“八大公司”卖给靳伯声的有唐周昉的《调婴图》（现在香港），孙位的《高逸图》（现在上海博物馆），顾恺之的《洛神赋》全卷（现在故宫），辽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鹿图》（现在台湾），唐人画《十六应真图》（现在香港），宋燕文贵的《秋山萧寺图》（现在美国），宋徽宗赵佶的《柳鸭芦雁图》（现在上海博物馆）、《金英秋禽图》（现在国外），五代卫贤的《高士图》（现在故宫），宋夏珪的山水残卷（现在上海博物馆），王诜的《渔村小雪图》（现在故宫）等。卖给张伯驹等人的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李白的《上阳台》卷，杜牧的《张好好诗》等。除了“八大公司”，墨宝斋、崇古斋还在沈阳开设分店，收购“东北货”。

天津买进了一百多件书画，如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的《王济观马图》，元赵孟頫的《水村图》卷。《千里江山图》就是溥仪侍从何义、王敬羽送到天津来卖的。他俩开始只是卖自己分到的一些书画，卖光后又到处找分到书画的同事，共搜罗到书画手卷几十轴，全部卖给了培生斋靳伯声、靳蕴清兄弟二人。靳伯声幼年在天津锅店街宝文斋南纸店学徒，一九二八年在劝业场开设了培生斋字画店，当时资本只有几十元，后来又在泰康商场开设培生斋分店，由其弟靳蕴清负责。抗战胜利前又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论文斋字画店，成为京津古玩业中知名大户，其主要原因，就是经营“东北货”发了财。天祥二楼金石山房收进了北宋范仲淹一扎手卷，后卖给了故宫博物院。章绍庭买了五代周文矩《太真上马图》，林西亭从长春带来的明周臣《春泉小隐图》卷，先后都卖给了故宫。张仲威买到了明仇英的《赤壁图》卷，倪骧山水卷。张叔诚先生买进的钱选《青山白云图》卷和《花鸟》卷，文徵明的《林榭煎茶图》卷，金润《溪山真赏图》等，后献给天津艺术博物馆。解放后，文物公司收进的宋燕甫《秋山晓霭图》，交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劝业场古玩部收进的方琮的《溪桥深翠图》卷，卖给了广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