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后，军邮人员转移到六安总段，麻埠驻扎

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时，我被派往安徽寿县工作，主管寿县、正阳关、凤台、蒙城、涡阳、亳州、宿县一带的军邮和普邮工作及与军队联系的事务，目的是配合徐州战局。

当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在寿县郊外，我到总司令部去时，李品仙总司令接待了我。这次访问，商定军邮局设在集团军总司令部内，接着，我又到驻扎在寿县与蒙城中间地带的三十一军军部，在那里也设立了军邮局。不久，台儿庄战役结束，日军继续南侵，我率部分军邮人员转移到六安总段，被派驻麻埠。两个月后又接到命令，命全体军邮人员到湖北浠水集合待命。当时正值八月，疟疾流行，我们到浠水总部后，多人病倒，张锡扬总视察也未幸免。他在床上对我说，让我过江到阳新、大冶一带主持军邮工作，并嘱我随时来电、来信联系。我过江后沿大冶公路来到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总司令关麟徵接见了我。随后我又到附近的二十五军军部设立了军邮局。不久，鄂南总段派员接管了阳新的军邮工作，我带其余军邮人员转赴宋埠。这时张锡扬也迁到宋埠。由于战局的变化，此时军邮总段改为按战区划分，划分情况大致如下：

一总段，总视察为劳杰明，驻上海、浙江；

二总段，总视察为傅德卫，驻河南郑州；

三总段，总视察为林卓午，驻陕西西安；

四总段，总视察为徐祖光，驻江西吉安；

五总段，总视察为张锡扬，驻湖北宋埠；

六总段，总视察为康雍，驻湖南长沙；

七总段，总视察为陈虚舟，驻广东曲江；

八总段，总视察为葛飞，驻广西柳州；

九总段，总视察为王国梁，驻四川重庆，专门管理运输；

十总段，总视察为王赓荃，驻安徽阜阳，为敌后游击区；

十一总段，总视察为劳柏秋，驻安徽蚌埠；

十二总段，总视察为刘学仁，驻印度，为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队所设。

通过这次调整，军邮总段改由各战区司令部长官处直接领导了。我们五总段的办公地点当时就在五战区司令部长官处旁边，我曾多次到那里拜见过李宗仁先生，他对军邮情况很关心，对军邮方面的例行公事也很认真，一丝不苟。(www.xing528.com)

后来武汉战事吃紧，市内运邮汽车急待疏散。这时五战区业已西移，我们无法返回宋埠，遂率三部邮车驶向襄樊、老河口，在这里开辟了老河口—樊城—襄阳—沙市邮运路线，从此沟通南北运输，保证邮路畅通。不久，第五总段撤至老河口，张锡扬又命我去沙市指挥工作，在那里建立了荆沙分段。

自汉口沦陷后，沙市便成了南北交通的重点。荆沙分段地辖北起荆门、荆州、南至公安及藕池口一带的湖泊地带，可与湖南常德相通。这样我们的邮路北可达河南，南可通常德。

由于有邮车之便，要搭车北上的人很多，也很杂。一天沙市警备司令部谍报组长找我，说我们邮局里可能有共产党，让我查查。为了应付，我只好在邮局内开了个会，说谁是共产党请自己讲。会上当然没人讲，会下我又找了几个青年人，请他们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说，随国家抗战到底云云，我如此作了回复，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久，为了配合全面抗战，加强与共产党接壤的那一部分地区的通邮，决定抽调一批人去那里工作，我亦被调往西安第三军邮总段林卓午处。林告诉我，他要去延安一趟，把国共两党两军的邮路进一步沟通，为抗战服务。当时由于反共分子的破坏，延安与西安的邮路遭致中断。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与林卓午关系密切，介绍林及军邮人员去延安参观，并商量通邮之事。林到延安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林卓午沟通国共邮路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并给林题了词。

林卓午去延安一事引起了军邮督察处内一些反共分子的惊恐不安。督察处长余翔麟极为不满，但又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于是说林不守纪律，并将参予此举的人员全部调出三总段，我亦被调往广西工作。

一九四二年，日军侵入越南，进逼南洋，东南亚局势更加紧张。广西的邮路一再缩短，没多久，我便又被调往第六军邮总段，派驻衡阳，兼管通往湖南晃县和江西吉安的运邮汽车。随后又派我到浜湖一带主持工作。当时日军刚在这一带进行过“扫荡”，这一带南县、三仙湖、草尾三个地区的军邮人员早已转移他处。经过联系，这三个军邮局的人员汇集草尾，我布置了复邮工作后，三局人员各返驻地。去三仙湖的军邮员在驾船驶过水雷封锁线时，不幸触雷爆炸，青年联络员张振寰被炸死。由于日军封锁严密，三仙湖军邮局只好移往八百弓开展工作。

一九四四年敌人加紧了对衡阳的进攻。军部通知，非战斗人员一律撤出。当时军邮总段设在城西四亩圹，我们接到命令后，即着手办理迁移，撤到了沅陵。之后，抽出一部分人去湘桂线督导军邮，完成任务后再绕道晃县去桂林。

衡阳湘江大桥一声爆炸巨响，行动开始了。大军云集，难民众多，扶老携幼，抢搭去桂林的火车，到处呈现着混乱景象。我在衡阳失守后，率汽车队到了冷水滩，准备绕道去桂林。这时五战区司令部迁到了湖北的恩施。在五战区司令部的安排下，召集了一次五、六军邮总段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讲两个战区要通力合作，加强军邮与军队的联系问题。

由于湖南运输线一再缩短，军邮人员又作了一次调整，我被调往设在重庆的第九军邮总段，派驻贵阳，所辖地段北达重庆，南通昆明。身份为军邮兼车务视察，任务是查视后方运输，督导汽车运邮。这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遭惨败，但仍妄图打通湘桂线，占领整个中国，然而任何垂死挣扎也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宣告投降。

日军投降后，康雍前往大连接收大连邮局，邬德宝同往。一天，军邮九总段的总视察郑钟煌来找我，派我去台湾接收。但我回乡心切，未作回答。几天后郑又劝我，说国共两党前途不甚乐观，不如与他同去台湾云云。最后我表示，当初离家时是抗战的需要，现在抗战既已胜利，所幸不死，更应返回故里，孝双亲、慰妻小。郑见劝我不动，只好打报告准我返乡。为此，郑特将我调到蚌埠第十一总段。我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解除了军职，经上海返回天津。与此同时，郑钟煌等人先后赴台湾接收去了。

“爬桥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军委会匆忙地组织了铁道运输司令部，并任命铁道部次长兼陇海路局长钱宗泽为运输司令。接受运输任务的第一列兵车是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由开封开往平汉铁路保定站。嗣后又开了一列载运前敌总、副指挥刘峙、孙连仲的专车，由开封直达平汉路高碑店站。刘峙和孙连仲下车出站后不久，该列车即被日军飞机炸毁。数日后日军飞机又大举轰炸了高碑店。事后，高碑店车站向钱宗泽报告说刘、孙二人下落不明。钱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后，蒋大怒，限万福麟按期找回，不得违误。原来，刘、孙在敌机轰炸时来不及乘车仓皇步行逃出，狼狈跑到保定。保定车站用铁路查道摇车将他们送往定县。途中遇一长百余米的铁路便桥，桥面上原有木板，铁路工务段为防日军袭击，将木板拆掉了。刘、孙二人行至桥头，见状无奈，只得战战兢兢爬着过桥。到石家庄后，当地专署备汽车将他们护送到开封。过了几天，报纸上以大字刊登“两位爬桥将军平安抵汴”消息，一时传为笑柄。

黄丛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