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职人
李锡九，名永声，字立三，因与湖南李立三同名，遂改字锡九，以字行。李锡九先生籍贯直隶省（今河北省）安平县任家村。一八七三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生。弟兄五人：长兄次兄早逝；三兄务农；四兄就读，举孝廉；锡九先生最幼，曾进秀才，做过廪生。及长，时值国家遭受外侮，国内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因而群众要求革新之呼声甚高。锡九先生正当青年，激起了爱国热情，对社会黑暗心怀不满，为谋求远大目标，于一九〇八年东渡日本，入日本警官学校学习。在日本时期与直隶玉田县人江竹元（即江浩）相友善，同时接触到进步思潮，并得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李、江二人积极拥戴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赞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遂一起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组织，得识许多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辛亥革命前夕，李锡九在日本学成回国，与江浩等人参加了同盟会北方组织的活动，并在其家乡和保定一带兴办学校，广泛联系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有名的革命摇篮，李锡九、江浩和王励斋（即王法勤）等同盟会会员都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他们积极扩大同盟会组织，鼓吹国民革命。当时直隶省内邱县的宁省三、高阳县的耿寿伯和饶阳县的韩子木等积极响应，使直隶省的国民革命气势高涨。后来李锡九先生与江浩，因校友张兆丰与校长郝仲青、教务主任张辑五等经常为国事争论激烈，李、江二位坚决支持张兆丰的意见，竟愤而离开育德到天津从事革命活动，张兆丰后来是中共顺直省委的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以后在李锡九、江浩的协助下，曾在国民军中做过军运工作。
由于李锡九先生忠于国民革命，因此始终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中华民国成立后，李锡九、江浩、耿寿伯、宁省三、韩子木等均被选为直隶省议员，随即李、江、耿又被选为国会议员。于是李锡九等就利用国会阵地竭力宣传民主革命，提出诸如：普及教育、改良农业、振兴实业、整饬吏治等等一系列议案。只因国体在表面上已改，而实质上封建势力依然如故，国会的提案都搁置一旁，不了了之。
到一九一五年冬，袁世凯倒行逆施，废除民国，改国号称帝。针对这种情况，在各省纷纷倒袁时，李锡九与江浩等在国会中联合百余人，联合通电反对帝制，痛切谴责袁世凯的妄为。为避免袁世凯的迫害，李锡九等部分议员由北京南下，经上海赴广州，参加了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放弃帝位。到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为推翻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维护临时约法”。李锡九、江浩等人又积极参加了护法运动，并且担任非常国会护法委员。同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在列宁领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给孙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由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一个很大的刺激和启发。
一九一九年，李锡九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天津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他的思想逐渐由民主主义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这时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和平会议，企图将在袁世凯称帝时提出的“二十一条”辱国条约强加给中国，以攫取德国帝国主义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全部利益，因而引起了“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我国兴起。在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遭到省长曹锐和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的镇压，反动军警驱赶和殴打请愿示威的群众，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前后被捕各界代表有：马千里、马骏和学生代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等。当时舆论尖锐抨击了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直隶省议会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意见分歧，少数人主张继续镇压，多数则主张上书省长曹锐，要求释放爱国青年和无辜群众。为此，两派议员辩论十分激烈。李锡九与江浩等当然站在多数议员一边，由韩子木起草上书曹锐省长，要求释放被捕者。当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后，李锡九曾感慨地说：“看来省议会内还是好人多，坏人少。”
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局面很混乱，军阀割据，各霸一方。皖系军阀失败后，以直、奉两系势力最强，且呈对峙局面。一九二二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胜，曹锟、吴佩孚为收买人心，曾通电全国“维护法统，恢复国会”。李锡九又从事国会活动。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权势膨胀，赶走了黎元洪。曹锟想当总统，进行贿选，以高价收买部分议员选票，遭到李锡九等人的坚决拒绝。当时李锡九与江浩等人联络一百五六十位议员，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丑行，并再度南下至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反曹活动，但曹锟仍以贿选得逞，当上了总统。不久便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推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进一步认清国内外形势与国民革命的方向，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中国大革命的形势逐步形成。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按大会规定，已建立正式党部的省份可选六人为代表，临时党部可选三人。直隶省当时以临时省党部名义，推选了李锡九、江浩、于方舟三位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国民党内新旧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这时李锡九已成为共产党人，便更加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对孙中山先生坚定与共产党合作，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大会，李锡九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后，李锡九与江浩、于方舟等返津，受命在天津建立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和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共天津地委建成后，于方舟同志担任书记，李锡九担任组织，江浩担任宣传。由于李锡九社会工作十分广泛，又经常活动于京、津、保各地，所以地委组织一职实际由卢绍亭代理。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展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是与开展国民运动、发展国民党同时进行的。在工作中，李锡九、江浩充分利用了旧关系，在直隶省各县发展国民党，同时也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因此，这一时期李锡九与江浩总是形影不离地斗争在一起。
中共天津地委秘密机关建立在法租界普爱里，公开以江浩住宅为掩护，同时用李允中的名义租赁了英租界张庄桥附近义庆里四十号，作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的筹备机关，也作为国共两党与各方面联系工作的交通站，于方舟和李锡九就住在这里。
当时的国民运动目标为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在共产党人推动下，以国民党为中心开展的进步政治运动。这时在北方，国民党还处在秘密活动之中，直隶省党部与各县党部的通信和工作指示均用“李允中”三字为省党部的化名进行联系。李锡九的工作除发展国民党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展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他与当时在直系的冯玉祥将军及其许多下属高级将领和幕僚交了知心朋友。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李锡九说服和鼓励冯玉祥脱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腐朽反动势力，站到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新的国民党一边，并且在与冯玉祥关系至为密切的胡景翼和孙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促使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改变了态度。当时冯玉祥驻防北京南苑，白天佯作出师东进，夜间悄然回防，乘吴佩孚在滦河指挥大军与奉军作战，猝然在北京发动政变，扣押了总统曹锟，同时逼迫清室余孽搬出紫禁城，使得直系军阀倒台。然后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一面推段祺瑞为执政，成立临时执政府。由于冯玉祥的变故，使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为了表示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第一军，胡景翼军称为国民军第二军，孙岳军称为国民军第三军。以后继续有方振武军称为国民军第四军，刘珍年军称为国民军第五军，邓宝珊军称为国民军第六军。这些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变化，都是与李锡九的活动分不开的。
李锡九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为出发点，在军阀营垒中分化出众多有力的军队，使他们首先站到民族独立的立场上来。这些军队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旧的窠臼，但作风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那时冯玉祥的军队，官兵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官兵都戴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在冯玉祥影响下改称国民军的这些军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对以后抵御外侮也产生了影响。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号召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废除军阀专政，反对封建专制，将国家交给国民；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求得民族独立。这一号召，在李锡九、江浩、于方舟等人推动下，京津两地首先响应，组织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宣传。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时，受到近万人欢迎。孙中山先生在天津期间，于方舟、李锡九、江浩等人筹划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与会各界群众有一万多人。这次集会既是响应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又是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下榻于张园。这时在天津的直隶省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有两个右派人物，即高阳的王法勤和沧县的王南复（这两个人平日不到义庆里四十号去，言行与李锡九、江浩等委员水火不容），二人联袂到张园进谒孙中山，对孙反映说：“直隶省党部里全都是共产党员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因孙中山先生对李锡九、江浩向来甚为信任和重视，故没有被二王的谗言所打动。二王对孙中山说话的目的是企图离间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和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后来有人传说王法勤、王南复等当时企图另组国民党省党部，不是没有根据的，只因孙中山未予置理，所以未能得逞。
孙中山先生去北京不久，病重逝世。李锡九、江浩、于方舟作为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参加了孙中山衣冠塚埋葬的仪式。此后，随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如邹鲁、谢持、覃振、张继、孙科等，在西山召集会议，提出清党（清共）口号。李锡九等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与右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右派的猖狂活动。这时在北京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在帝国主义唆使下，乘孙中山先生去世之机，对国内正酝酿和发展的民主主义革命高潮进行压制，以召开“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现实迫使随同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党大员陆续返回广州。在国民党左派推动下，国民党广州革命政权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殊死斗争迫在眉睫。这时李锡九先生仍在北方坚持工作，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部队加强了联系，为将来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了许多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大革命年代，我开始认识李锡九先生，并在一起工作过。记得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后，我常到义庆里四十号与李锡九、江浩、于方舟、卢绍亭等人晤谈，与锡老一见如故。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在他身上具有一股凛然正气。他为人和霭可亲，老成持重，平易近人。他虽在旧仕途很久，在社会上是闻名的国会议员，但绝无旧习气，更不在年轻人面前摆架子，因此，交谈起来十分融洽，毫不使人感到拘束。以他的年龄、社会声望和道德学问，我把他当作领导和师长来尊敬，有些事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谈到锡老为迎接孙中山北上而奔波忙碌时，我说锡老很辛苦，他微笑着说：“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各处跑跑，算得了什么！”接着又议论到孙中山先生有病的问题，锡老说：“先生（锡老对孙中山的尊称）这个人革命意志很坚定，并且能随时代步伐前进，特别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后，也给了先生以很大启发，所以经常和我们谈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为此，遭到右派极力反对。当时右派声势也不小，一天到晚向先生进攻。国民党一大时，有的右派以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为由，提出不参加大会相要挟。先生经过深思后，以坚定的口吻回答右派们说：‘你们一定要抵制这次大会的召开，那也好！我可以退出国民党，去参加共产党！’因为先生这样坚决，毫不动摇，才把这些右派压下去，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才得胜利召开。会上确立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纲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立场。”孙中山先生逝世，李锡九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惋惜之情。(www.xing528.com)
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前，中共中央派李季达、粟泽两同志来天津，参加天津和直隶省的工作。李季达到津后，中共天津地委进行第一次改组，由李季达任书记，于方舟任组织，江浩任宣传。这时李锡九的精力全部转向直隶和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国革命走向高潮，全国性的罢工、罢课、反捐税、反帝、反封建等斗争此起彼伏，形势汹涌澎湃，致使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代表——军阀，在革命人民面前感到惊慌，因而相互勾结，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企图把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于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上海“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天津工人在李季达、于方舟、江浩等人领导下，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时，李锡九也在天津，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五卅”运动在天津是气势磅礴的，当时各纱厂均有罢工，与海员及码头工人的罢工配合得很好。日资裕大纱厂是这次罢工的重点，工人对日本资本家在上海肆虐杀害我国工人同胞十分义愤，因此奋起砸了厂里的办公室，在天津的工运史上被称为“砸裕大事件”，但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的残酷镇压。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天津成立了各界联合会，代表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曾多次向军阀李景林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和抚恤死难者家属。联合会以调解人名义为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排解执言。我当时以“教育研究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联合会，并为委员。八月初的一天下午，直隶军警督察处给联合会打电话说：“李景林督办召集联合会代表去开会。”当时没有觉察是敌人的骗局，于是我们几个人如李希逸、安幸生、李散人、黄琴父、杨衡南、李公权等联合会的代表去到督察处，不料竟被军警当局无理扣押。此外还有纱厂工人姬兆生、贺志、学联主席辛璞田和陆荇，海员工人陆苗根等先后也被抓去。记得共有十七人被扣，投入了监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冯玉祥国民军孙岳部打跑了奉军李景林进驻天津，局面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被捕的人通过组织从狱中被接了出来。由于天津局面的改观，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店员等各界群众组织不仅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得以公开活动，这时，除了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外，直隶省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天津总工会、学联、妇联等群众组织都公开出来了。当时以国民党党部为中心，那些公开的组织都在东北角大胡同外的大东旅社挂出牌子，以后又迁到东门里旧道尹公署办公。国民党党部和这些群众组织还举行了对国民军热烈欢迎的仪式。
孙岳部队进驻天津后，孙本人兼任直隶督办，曾委李锡九为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江浩为副局长。李、江二人乘机将党内一些同志安排在局内工作，一方面生活得到维持，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做工作。由于李锡九为人刚正不阿，作风艰苦朴素，对旧机关职员生活糜烂、贪污腐化等现象十分痛恶，所以出任公卖局局长以后就积极整顿积弊，树立新风。首先严格上下班制度，并开除了四名在值班时赌博的旧职员，从此局风振作。烟酒公卖事业为孙岳部队筹措了一些军费，如果没有李、江二人的严加管理，收益就会被人舞弊中饱了。
由于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和发展，使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走向高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这天在天津南市大舞台开会纪念，与会群众近万人。会议由李锡九、江浩、于方舟主持。祭奠仪式后，由李锡九、江浩、于方舟讲话，悼念孙中山先生对国民革命的千秋功业，辞切情真，听者无不动容。这次纪念大会实际上又起到了国民革命的动员作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进逼，三月二十二日国民军不得不撤出天津，在天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机关又都转入地下。李锡九随同国民军撤退，离开了天津，旋即南下到广州，不久，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到达武汉后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以宋庆龄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也到达武汉。李锡九被委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兼军事裁判所所长。这一机构是专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当然引起反动派的极端仇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由于宁汉合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当时湖北的反动军阀把李锡九扣留起来，幸得国民党内许多故旧说项，及其胞侄李志刚多方奔走营救，加之汪精卫与李锡九旧日关系尚好，汪又有一段伪装左派的时期，所以在东行之时致电汉口将李锡九释放。此后，李锡九又回到北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李锡九更加看清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嘴脸，因而积极进行反蒋活动。为了尽可能达到反蒋倒蒋的目的，他在非蒋系部队中作了许多工作，并且亲自打进去进行活动。例如，到绿林出身的孙殿英的部队中工作。孙当时系四十一军军长，驻防沙城一带，李锡九担任了孙殿英的总参议，因而对孙的部队的改造发生不小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底，孙部赴赤峰抗御日军，败退后仍驻防沙城一带。这时正值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兴起，蒋介石为对付抗日同盟军，对孙采取既拉又压的两面手法。当时命令孙殿英进攻张家口，消灭抗日同盟军。李锡九坚决劝阻孙殿英不要打抗日同盟军。经过劝说，孙殿英表示，对抗日同盟军打一枪就是对不起冯焕章。蒋介石见拉孙不灵，便命令孙殿英让出沙城一线，孙殿英以无处可去为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这是李锡九给孙出的主意，以延缓对抗日同盟军的压迫，使抗日同盟军得到时间扩大力量。然而蒋介石也加紧了对孙的胁迫，几经协商，给孙殿英以青西屯恳督办的名义，压迫孙让出交通线。青西乃荒凉地区，当然要有一番筹措。李锡九一面建议孙殿英向北平陆军监狱保释正在监押的韩麟符等人，以加强他部队的政治工作，一面与阎锡山联系，准许孙殿英在绥西进行整顿。李锡九并在阎锡山处为孙说项，请阎每月给孙一笔六至八万元的巨款军饷，以安其心。同时，李又到宁夏马鸿逵处疏通，准许孙部平安渡过马的防地。实际上，蒋介石一方面已命令马鸿逵堵截，不准孙殿英假道去青西，一方面又命令阎锡山在后面紧逼，孙进一步，阎跟一步。结果孙部就在这个夹缝中被击溃。
李锡九为了改造孙殿英这支土匪队伍，曾化了许多心血。他建议孙殿英在军部设政训处，起初由孙的秘书长刘曾若兼任，以后又改由赵冬夫任处长，赵是河北省安国县人。我在一九三二年，由李锡九推荐去孙部政训处任宣传科科长。以后，韩麟符从狱中释出后到孙部任政训处处长，当时对孙部官兵，从加强政治领导、整饬军风纪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为了提高部队官兵素质，孙部又成立了学兵队，由李锡九推荐王积衡担任了大队长，从北平等地招收了大约有三百名学员（其中有些学员是由党组织介绍来的），进行正规训练。我也担任讲课，我讲的课程内容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抗战以前，李锡九在西北军冯治安部活动过一段时间，在宋哲元、张自忠、孙良诚、石友三等部，以及阎锡山的部队中也都有李锡九的足迹。特别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李锡九受党的指示，奔走于杨虎城将军所辖各部队中进行工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李锡九坚持在西北地区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李锡九一直坚持作争取瓦解敌军工作，高树勋的起义就有李锡九的参与。以后，李锡九寓居北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平津战役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同意其派出代表到平山西柏坡进行磋商。当时，李锡九不顾年事已高，与耿寿伯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从北平出发经保定、石家庄到平山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最后争取了傅作义将军的起义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李锡九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李锡九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常委。不久，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之职，直至一九五二年病逝于北京。
李锡九先生毕生革命，历尽限险，数十年间，他个人的经历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他为了革命，毁家纾难，把家中产业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对同志、对青年爱护备至，如一九二六年某月，当韩子木先生病逝时，因韩家境清寒，无以为葬。我当时建议在熟人中募捐，李锡九表示募捐办法不妥，说：“还是我马上回北京，从家中卖出几亩薄田，帮助子木后人把丧事从简办了为好。”结果李锡九就这样做了，这些事实体现出李锡九的高贵品质。李锡九先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并为实现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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