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与保定不同

北京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与保定不同，没有统一支部的组织，但却有活动的据点，彼此有联系，但又不相属，流动性较大。

当时同盟会内部，由于南方起义一次接一次的失败，革命志士不断遭到屠杀，因此对如何进行革命才能更有效果，争议是很大的。有的仍主张在西南边境省份继续组织起义；有的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发动更为有利；有的主张干脆到敌人心脏——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直接给虏廷以威胁，这在当时被称为“中央革命”。由于意见不能统一，往往各行其是。进入北京的同盟会员，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结伴而行。从同盟会建立后到清帝退位，这期间有不少激进而且有名的同盟会员先后来过北京，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则来去匆匆。如被袁世凯杀害的老同盟会员程家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的宣传部长），于一九〇六年从日本至北京，决心“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1]《游学译编》、《新湖南》的编著者杨笃生也主张“从事中央革命，谓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2]参加主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田桐，后来也“主张中央革命之议，谓稽诸各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党无不向中央政府进攻，卒成大业。”^[3]就在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一些同盟会员陆续来到北京。他们的活动方式有如下几种：

甲、办报纸宣传革命，扩大影响

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起，革命党人在北京共办起三种报纸：

（1）《帝国日报》。发刊于一九〇九年，名称冠以“帝国”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怀疑和追害。创办人为陆鸿逵，同盟会员宁调元、白逾桓，先后担任主编。该报宗旨是“扶持宪政，指导舆论，扩张国权，发表政见。”表面上赞助满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却伺机策动中央革命。

（2）《国风日报》。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三月，由程家柽、白逾桓创办，主要由白负责（白逾桓在东北发动革命被捕，被递解回籍，中途逃脱，潜来北京，化名吴友石）。同盟会员景梅九也曾任过主编。当时在北京的革命党人，如田桐、程克、冷公剑、温楚珩等，都曾寄宿报社内。此外，还有路经北京的革命者也多会集于此。报纸日出一大张，宣传反清革命，影响很大。(www.xing528.com)

（3）《国光新闻》。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由田桐、景定成主编。报纸以倡导民权立宪闻于时，满清官僚多畏惮之。报社也为同盟会员聚会之点，彭家珍炸良弼曾在此作准备。国光新闻社也由于炸良弼案被清廷封闭。

乙、进行暗杀活动

同盟会员至京从事暗杀活动者，颇不乏人。以彭家珍烈士为例：彭系四川人，四川旅沪党人欲推他回川主持兵事，他表示拒绝，理由是“北京为清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枝叶自萎。吾愿任其难。”^[4]用什么方法“拔其根本”呢？他决定以炸弹狙击暗杀清廷之重臣。他后来选中了良弼，并且以自己的壮烈牺牲赢得了消灭敌人的战果。革命志士吴樾，也是以暗杀手段在北京车站狙击考察宪政五大臣，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事虽未成，震动极大。其后罗世勋在京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机关，与汪兆铭、黄复生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三人均被捕。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之际，革命党人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等，分路狙击袁世凯，未遂，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丙、在清政府（衙门或学堂）任职，伺机进行或协助革命

这种情况也不少，前面所说的程家柽就是一例。他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成为肃亲王善耆的座上客，又使其妻（日人）教读善耆之内眷，因而取得善耆的信任。后来拯救湖北日知会被捕入狱的胡瑛等人，包容白逾桓等革命党人及主持保存《国风日报》，以及设计放逐仇视革命的侦探长史伯龙等，都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又如李煜瀛，一九一一年从法国归来后，在邮传部任职，同时组织革命活动，为革命筹措经费等。其他如魏宸组，在外务部任主事，杨笃生在译学馆执教等。杨笃生是个机智勇毅过人的革命活动家，他曾两次北上至北京。第一次是一九〇四年，他从日本携炸药至北京，并约张继等设机关于天津，谋炸北京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无隙可乘，因而南归。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来京。任职译学馆后，与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等，计议搞暗杀组织，并教吴樾制造使用炸弹的方法。当吴樾携弹炸五大臣时，杨笃生事先充当五大臣随员（译员），也在火车上。吴樾壮烈牺牲后，杨仍以随员身份至东京。然后辞职转赴上海组织《神州日报》，继续鼓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