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后,中共横山县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中共中央《通知》和陕西省委、榆林地委有关文件精神,成立了中共横山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县委书记白振德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这次运动的具体指导。并下发了《中共横山县委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问题的通知》,对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做了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学习讨论《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开展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等的声讨批判。同时县委还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横山中学、高镇中学,发动和引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县干部群众很快投入了运动。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横山县高镇中学几名教师联名贴出揭发该校校长的大字报,并煽动和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教师和学生书写张贴大字报及大幅标语,开展罢课斗争,此事一时轰动了全县,惊动了地区。全县各个学校点名批判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学校秩序一片混乱。地委责令县委、县人委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将这起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制造了一起轰动陕北的“六二六”事件。7月,全国类似事件时有发生,《陕西日报》和《榆林报》对此事件均做了报道,肯定了这是一次“革命的行动”。于是“六二六”事件被平反,“六二六”造反组织正式成立,被称之为“陕北高原上的一面‘造反’红旗”,揭开了横山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8月1日,中共横山县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榆林地委的指示,下发了《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在横山中学举办了历时80余天有800名教师、学生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暑期教师集训会。会上,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身好的多数教师被划为“红五类[1]”,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少数教师被打成“黑七类[2]”,受到批判和处理。先后有100余名教师受到大会小会批判,31名教师被定为“四类分子”,64名教师被定为“五类分子”,25名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被辞退回家,20多名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被免除职务。与此同时,横山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要求,“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县委、县人委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随后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出校门,深入农村、厂矿、机关、学校,四处串联,宣传“破四旧、立四新[3]”,煽动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造反组织。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县直属单位党组织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但由于外地学生来横串联“煽风点火”,使许多学校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停课闹革命”的局面。10月,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横山县组织首批近百名师生赴京串联,受到了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12月,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动乱逐步扩大到工交、财贸等各部门和广大农村。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纷纷成立造反队和战斗队。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县委和县级各部门党组织以及各人民公社党委相继受到严重冲击,领导干部遭到迫害,县委书记白振德被揪斗游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普遍遭到批判和游斗,不少党员、干部被诬蔑为“保皇派”,有的被打成“黑线人物”,受到了批斗。
1967年1月,“上海风暴”很快影响到横山。2月,横山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出“要把横山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过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的所谓指示,于是,中共横山县委被“造反派”夺权,县委书记白振德被扣上“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帽子而被罢官。随之,所属基层党组织亦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党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爪牙”等,横山县的各级党组织全部陷于半瘫痪状态,不少党员被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www.xing528.com)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横山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三支两军[4]”任务。同年5月,在“造反派”组织不断冲击和夺权的高潮中,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横山县人民武装部主持成立了横山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对全县工农业生产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8月,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煽动下,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受到“造反派”冲击,无法履行公务。不久,县人民武装部奉命对公、检、法和电信局实行军事管制。
随着夺权斗争的进行,横山县“造反派”组织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两派组织均同省、地以及各大专院校造反组织有联系,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派别斗争日益尖锐。特别是在所谓“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斗争达到白热化,由文斗发展为武斗,由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直至发展到殴打公安干警,抢夺公、检、法和县中队、公社武装部的枪支弹药以及档案材料,制造了许多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打、砸、抢、抄、抓等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7.3”“7.24”两个布告,两次明令上缴武器、停止武斗,横山造反组织才解散了武斗队伍,停止了“全面内战”。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发生打砸抢事件20多起,先后有60名干部遭受严重毒打,其中直接、间接打死、打伤致残多人。中央两个《布告》发布后,造反派所抢武器弹药才全部收缴。
毛主席发出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后,1968年3月18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支左委员会批准,横山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横山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军队代表张有才任县革委会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即三部两室。随即全县20个人民公社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全县实现了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将“三部两室”改为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斗、批、改[5]”的部署,成立了横山县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先后举办了公社和县委、县人委干部学习班,设立“专案组”对县、社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的“审查”。到年底,全县揭发出许多所谓“特务线索”、敌伪组织,落实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多人,369户群众被补定为地主、富农成分,使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
1970年12月,中共横山县委恢复建立。29日至30日,在横山县城召开了中共横山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55人。横山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革命,促生产,为尽快改变全县面貌而努力》的工作报告。这次大会以党的“九大”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认真总结了全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县革委成立以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成绩”,作出了《积极开展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和《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等决议,选举产生了26人组成的中共横山县第七届委员会。在七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7名,张有才当选为书记,刘建民、王子青、刘凤岐为副书记。1973年9月,张有才离任,陈智亮接任县委书记。1974年7月,陈智亮离任,王汉昌接任县委书记。第七届横山县委根据上级部署,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为重点进行了整党整风,恢复了各级党组织。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全面整顿,横山县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事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农业总产值1975年比1974年增长了15.1%,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3.9%。但是,这种形势很快又被同年冬季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影响,使横山刚刚兴起的经济建设热潮受到冲击,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一定的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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