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横山县隶属榆林道管辖，以军阀井岳秀为首的统治集团，实行由督军主政、军政一体的独裁专横统治，人民群众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趋剧烈。
1916年8月，井岳秀奉陕西省都督陈树藩之命，赴榆任陕西省督军所属一步兵团团长之职，主政榆林。翌年5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陕北镇守使，所属军队由团职扩编为师职，并任师长。井在榆升官就职统治榆林长达20年之久。
其间，井岳秀反动军阀统治集团，为巩固和维护其统治权力，不断地招兵买马，扩充兵力，扩大管控权力。将征集的大批兵员，经集中整训，然后以营、连、排为单位派驻各县（堡），实施军政一体、以军主宰的管控体制，掌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大权，把权力集中控制在井岳秀一人之手。在扩大管控权力中，机构人员和兵力大幅度增加，军政费用与日俱增，庞大的军政费用全部压在农民群众的肩上，不仅使群众不堪重负，而且滋长了官府的奢靡腐败之风。
为保证军政费用、奢侈生活耗费及贿赂开支，北洋政府协同榆林官府乃至各县（堡）驻军与地方土豪劣绅相勾结，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强征名目繁多的烟亩税、屠宰税等苛捐杂税；把持地方银行，垄断农副产品交易，允许种鸦片；土豪劣绅依仗官府权势，霸占农民大量的土地，如横山石湾的李伯良、李仲良弟兄，在周围的16个村庄拥有土地近万亩；沈秉恭有土地3000亩。他们以“四六”或“对半”开成收取地租、发放高利贷（一般月息3分），农民还要承受“驴打滚[1]”的高利盘剥，等等。大批贫苦农民被迫卖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生活的最基本来源。横山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土地瘠薄，十年九旱，风沙、冰雹、洪水、霜冻、虫害等自然灾害频繁，绝收无望之秋甚多。1928年和1929年，连年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农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贫苦农民既要缴地租和还高利贷，又要承载名目繁多的赋税，天灾人祸肆虐，致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www.xing528.com)
大灾之年，以国民党反动军阀井岳秀为首的榆林官府，对灾民不施赈济之策，反而借灾年之机捞取难民之财，迫使灾民走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悲惨之路。由于卖儿卖女的人多了，人价大跌，一人只能卖银洋50元，官府还要强征20元的人头税。官府为收取人头税，在县城、响水、武家坡等集镇设立卖人市场，一人不漏地征收。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这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土豪劣绅则囤积居奇，存粮卖高价。农民要买高价粮，只不过是望洋兴叹罢了，只好以吞糠咽菜、吃草根树皮来果腹，致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之下，大部分灾民外出逃荒乞讨活命。“无定河水向东流，怀远穷人纷纷走南路。”这是当年灾民出逃活命的唯一出路。据《横山县志》记载：“全县有8000人出走，2000人饿死，2000人被卖，多数户绝烟火，村落成墟。”[2]逃荒、饿死者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令人触目惊心！至今定居在延安市的甘泉、富县、志丹、吴起、安塞等地的原籍横山人，大多数都是那时逃荒走“南路”的难民及其后代。
国民党军阀井岳秀统治集团还独揽着横山县的教育大权，指使反动学阀沿袭封建奴化教育制度，学校既不向学生传授科学、民主、自由方面的新思想、新文化，且坚持复古奴化的教学内容，还强行限制学生活动的自由，学生与官府的矛盾日益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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