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哲学中的时间：《时间简说》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自然和世界的出发点。各民族的思想史中，时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用浑沌、阴阳、五行来描述自然和世俗世界，同时以东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阐述对天、地、人这一共同体所处的世界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思想和时空观念，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但是，在研究中国早期思想史、哲学史和宇宙论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早期思想家中谁最先提出宇宙时空问题，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界定。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中，认为《管子·宙合》篇中的“宙”指时间，“合”为空间。但陈荷清、孙世雄先生指出，“‘宙合’之意似指道本身为妥”，“似没有涉及时间的意思”[11]。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宙合”指道[12]。金祖孟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籍中的宇宙学说，但没有说明谁最先提出宇宙概念。郑文光先生在论述中国天文学源流时，也避开了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葛兆光先生在其巨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以“据说，是老子最先提出‘宇宙’这个概念”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在注释中又作了否定。我们希望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中国早期哲学中的时间观念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中国最先提出宇宙定义和时空问题的是战国时代的庄子。

庄子（名周，公元前369—前286年）著作集于《南华经》（又名《庄子》）。庄子学说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先秦两汉时期似未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唐代，《南华经》被道教界奉为经典，其地位仅次于老子的《道德经》。

图1　庄子

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南华经》内容丰富，疑义亦颇多。它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又褒贬不一。近人对《南华经》的道学思想、人生哲学等在褒贬两方面都有论述，但对它所蕴涵的丰富的自然哲学，却鲜见有着力研究。

任一时代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寻找一个根本理论来解释其所处的世界。庄子也不例外。这一根本理论就是宇宙时空。挖掘、分析庄子的宇宙时空思想，不仅对于全面评价庄子，而且对于打破自然哲学史（特别是宇宙时空认识史）的研究中言必称希腊的局面，都是有意义的。

《南华经》是庄子及其后学所作。因此，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南华经》中所反映的庄子及其后学（以下统称庄子）的时空观念。

庄子在《南华经·齐物论》中说：“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

《让王》中又说：“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浠；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列御寇》中还说：“小夫之和，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在以上几段文字中，庄子明确提出了宇宙这个概念。宇宙一词在庄子之前的中国典籍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

什么是宇宙？庄子在《庚桑楚》中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著名解释。他说：“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庄子在这里以“出无本，入无窍”来描述道的无限性，同时也明确地给出了宇宙、时空的定义：

有无穷物质而没有边界的，是宇，就是空间。

有无限绵长而没有始终的，是宙，也就是时间。

后来的“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以及“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都是对庄子上述定义的解释和发挥，其师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庄子不仅定义了什么是宇，什么是宙，他还从“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出发，提出了宇宙生成于气的假说。《至乐》篇云：“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按此说法，宇宙的生成过程是：芒芴—气—形—生。

这里的“芒芴”是“泰初有无”（《天地》）的无，是“惚兮恍兮，恍兮惚兮”说不清楚的浑沌。“气”则指“天地一气”（《大寒师》）的元气，“形”为万物（包括人）的形体。有了形体，万物有了生命，宇宙随之而诞生。

宇宙有生成，是否有开端？庄子认为宇宙生成在时间上没有开端。他在《齐物论》中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这段话是庄子对前人认识概念上的退化的批评。意思是说，古人的认识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最高境界，即宇宙初开时不曾有物。次等的人认为有物而不承认有区别；再次等的人认为物有区别而不承认有是非。这与宇宙有无开端似乎无关。但在认识观念上庄子愿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天下》），是个无开端论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始终有无是相对的，不赞成去追究宇宙是否有开端这类问题。

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这段话讲了2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宇宙生成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因为始和未始是相对的。如果说有始，那么在此“有始”之前，必定还有未始有始的阶段，要是追问下去，问在未始有始阶段以前的情况，则回答只能是“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这个问题是永远回答不完的，而且无论追问多少次，每次答案必然是前一次答案的重复，不会有新的内容。这就是黑格尔所称的“恶无限”。另一方面，有和无也是相对的。宇宙有它的“有”，也有它的“无”还有未曾有无的无，还有未曾有那“未曾有无”的无。有无相生推论下去，永无尽头。“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庄子说了些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说。他没有直接说明宇宙有开端还是没有开端，但“其果无谓乎？”真的什么也没说吗？庄子在解释有始未始和有无的相对意义时，绝对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田方子》），庄子要告诉人们的是：绝对存在不受时空制约，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可以说没有开端，也可以说处处有开端；既然有“有”，也就有“无”，不必推究下去。天下没有比秋毫之末更巨大的，而泰山却是微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幼童更长寿的，而彭祖是短命的。天地和我并存，万物和我合而为一，既是合而为一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加上我就成了“二”，“二”再加上“一”就成了“三”，这样扩展下去，就是善于算数的人也无法算清的。从“无”到“有”以至于到了“三”何况从“有”到“有”呢？别推算下去了，“无适焉，因是已”，顺其自然吧。

庄子在《天地》篇中还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

这是说宇宙最初是无，没有“有”，也没有名称。从无到有先产生“一”，但还没有成形。万物在道的作用下生成，称之为德；没有形却有区别，而且浑然一体，称之为命；动静变化产生物，物在生成后条理井然，称之为形；形体中寄寓着精神，而且各有其表现形式，称为性。在中国典籍中，形和名是相通的。形指形体，指事物的广延性，形中寄寓着不同表现形式的性，形又指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庄子借老子的话又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意思是说光明生于昏暗，有形产生于无形，精神产生于道，形体产生于精神，万物以形相互产生。在道家和形名家的著作中，关于形名的论述很多。但庄子认为，过去的论述没有触及形名的本质。他指出：“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天道》）

庄子认为，古人对形名已有论述，但并未将其放在优先的地位，也不知其根本。什么是形名的根本？如前所述，形既指事物的形体，又指事物的广延性和内在规定性；形与体相通。“体，分于兼也”（《墨子》）。体指事物的空间分布；形还与象相通，“大象无形”（《道德经》）。《系辞》称四时为四象，象指时间。因此，从庄子对前人论述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认为把形看成一般意义上的形体是不够的，形是与时间和空间相关联的概念，是物之为物的时空框架，是一切具体存在的基本形式。形与物不可分离，即时空与物不可分离，这才是形名的根本。

在庄子哲学中，时空与道相联系，具有无限性，是庄子时空观中值得肯定的内容。他在《大宗师》中还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www.xing528.com)

在这里，“情”作“实”解，“信”作“真”解。我们且不管他论述方法的神秘主义色彩，他希望表达的意思是：道是真实存在的，它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它自为根本，存在于天地之先；它生出神鬼、天帝、苍天、大地；它居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处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于天地存在而不为久，长于远古而不为老……没有人知道它的起始，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结。庄子认为，道是没有界限的，“道未始有封”（《齐物论》），它“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天道》），“复载万物”，“洋洋乎大哉”（《天地》）；道也“无乎逃物”（《知北游》），离不开物质。道是无限的，因此，与道相联系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道不可壅，时不可止”（《天运》，“四方无穷”（《知北游》）。

庄子不仅指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还明确提出无限是由有限组成的这一重要哲学命题。

《知北游》记述了庄子与东郭子一段有趣的对话。东郭子问：道存在于什么地方？庄子答：无所不在。东郭子说，请指明所在。庄子说，道存在于蝼蚁、禾弟稗、砖瓦、屎尿。说得东郭子瞠目结舌。庄子告诫东郭子不要把问题绝对化（“汝唯莫必”），道“无逃乎物”，“无所终穷”。但“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道离不开万物，没有穷尽；它与物没有界限（无际），但物与物有界限，就是所谓物的界限；没有界限的界限，就是界限中的没有界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庄子的时空观中，与道相联系的是高度抽象的无限时空，与物相联系的是由无数个有限组成的无限时空。

《南华经》中还记载了庄子后学惠施（公元前370—前318年）等人关于时空的如下一些辩论命题：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

（6）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7）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8）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9）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对于这些命题，虽难做出确切解释，但我们从中可窥见其关于时空思辨的脉络。第1条似乎是解释道的。道可大可小。它可大到空间上的无限大（无外），小到空间上的无限小（无内）。“大一”“小一”就是现在所说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概念。第2条好像是解释平面。平面没有厚度，也不可能有体积，但它可以大到千里。第3条说天和地一样低，山和泽一样平，由于观测角度不同，高低凸凹是相对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意思。第4条从运动的角度辩论方位和生死，太阳刚刚中天就开始偏斜，事物诞生也就向死亡转化。第5条说空间方向可以无限伸延，南方无穷而有穷；时间的过去和未来是相对的，今天我到越国也可以说是昨天我来越国。第6条说空间的方位是相对的。越在南，燕在北。“东南为扬州，越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但辩者却说他知天下之中央，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就是说南北的方位是相对的。第7、第8两条：飞鸟的影子（景）不曾移动，疾驰之箭有不动也有不停地时候。说的是物体空间运动是在观测者短时间持续观测中所产生的错觉，提出了运动与时空，观测结果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第9条，一尺长的棍棒，每天取其一半，永远也截不完。该命题涉及的是数学上的无限分割和无穷小概念。

以上这些命题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它们反映的却是时空变化的相对性概念，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能够有这样富于启发性的思索，实在是很可贵的。与古希腊人芝诺的4个悖论（参见第2.3.4节）相比，有些内容是相似的，但惠施思辨的面要比芝诺宽广得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庄子的时空观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比，可以说大体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从下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时间与物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等同地存在于一切地方，且等同地与万物在一起”，时间与事物不可分离。同样，庄子认为形名的根本是时空，形与物不可分离。关于时间与运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不是运动，又不能没有运动”，“时间是运动的尺度”，“如若没有运动和变化，也就不会有时间”，“时间和运动不论是在潜能方面，还是在实现方面都是同时并存的”。庄子在《秋水》篇中说：“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没有运动就没有变化，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移（运）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连续的。庄子同样认为“时不可止”。对于时间无限性的认识，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的无限性归因于运动的无限性。他说：“时间会穷尽吗？肯定不会，既然运动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运动为什么能永远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由一个具有无限大的力的“第一推动者”在推动。这个“第一推动者”是处于时空之外的神。这样，亚里士多德虽然比较细密地研究了时间，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引进了这个“第一推动者”而使自己的时间学说皈依于神学。而庄子则是从道的无限性推衍出时间的无限性，没有引入人格化的神的作用。当然，应该指出，庄子对时空概念的描述，缺乏细密的理论论证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不能形成明确的因果关系和理论体系。但是《南华经》所体现的庄子的博大深邃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人类认识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庄子关于天地万物生成于“芒芴”（浑沌）的思想可能受老子的影响。老子（约公元前6—前5世纪）在《道德经》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这里的浑然而成的东西，可以认为是指浑沌，它在有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行进不止，无远弗届，“渊兮似万物之宗”，即天地万物的本原；可以勉强地称它为“道”，“道”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也可勉强地把它叫做“大”。按老子的说法，“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似可理解为“寂兮寥兮”的时间和空间。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老子天道观的大概轮廓：天地是由说不清楚的浑沌形成的，而形成天地的浑沌物即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宇宙，它广大无边而运行不止，伸展遥远而返回本原。

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作为后学的庄子接受其影响是自然的。老子的天地生成思想的发端甚至可以追溯到《周易》。《周易》大约成书于殷周之交。它是包含有丰富辩证思想的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

在庄子之后的诸子百家中，对时间和空间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当推墨家学者。其代表人物为墨子。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他的著作《墨经》中，对于时空的内容与特性有这样一些论述：

图2　墨子

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墨经》说：“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按《经说》解释：“久，合古今旦莫”，“宇，东西家南北”。就是说，“久”是过去、现在、早上、黄昏等一切时间，“宇”包括东西中央南北等一切空间。《墨经》又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的解释是：“长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在旦又在莫。宇徙久。”意思是：事物有迁移流动，又有静止停留。对空间来说，可由南到北，对时间来说，可由早到晚，从此时此地到彼时彼地，空间变迁和时间流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墨经》还说：“行修已久，说在先后。”《经说》解释为：“行者必先近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修”为“远近”即距离。人们要行走到某一地方，必先近后远，而且要用去一定时间。关于时间起点及有限无限问题，《墨经》和《经说》有这样一些论述：“始，当时也。”“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久，有穷。无穷。”“穷，或有前不容尺也”。墨家学者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就时空内容、时空与运动的关系、时空有限无限地问题，从直观经验中提炼出这些朴素观念，是很了不起的。它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8—前347年）的观点相比，要有见地得多。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思辨，到秦汉时代思想家、科学家的论证，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3种主要宇宙学说：盖天、宣夜、浑天说。东汉科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明确提出了时空无限的观点。他在描述天地形成、结构之后，就天外是什么的问题，做出如下论断[13]：“过此而往者，未知或知也。未知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张衡认为，天地之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那不知道的东西叫做宇宙。对“宇”和“宙”的解释，中国典籍中大体一致：“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即“宇”代表空间，“宙”代表时间。在这里，张衡明确指出，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

汉代之后，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中。隋唐再度统一国家后，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才有了发展的条件。唐代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认为，天地无倪，阴阳无穷，“东南西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天对》）刘禹锡（公元772—842年）认为天是有形物并是其中最大者。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天论》）北宋哲学家邵雍（公元1011—1077年）提出天地生于动静，且有始有终，世界在时间上以天地从开始到消灭为周期，周而复始，循环无尽。他说：“天地亦有始终乎？曰既有消长，岂无始终。”（《观物外篇》）这一观点包含有一定的辩证思想，有其独到之处。

自然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古代中国虽然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过辉煌成就，但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直到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中叶。中国哲学对时空的认识似乎仍然停留在思辨议论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