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朝廷动员一切军事力量剿灭黄巾军,放手让地方官员和豪强组织军队,这项措施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州牧权力的膨胀、豪强地主武装的崛起以及大军阀的出现。
州牧的前身是州刺史,刺史本来是朝廷派驻地方监督当地官员的监察官职,并没有太大的实权。东汉中后期,刺史拥有了向朝廷举荐官员的权力。由于朝廷政治的黑暗,刺史大多由在朝权贵派置亲信担任,刺史举荐的人才基本能得到朝廷的任命。这样一来,刺史实际掌握了地方官员的任用权,极易形成地方关系网。中平年间,为了使地方更有效地镇压黄巾军,朝廷把更多的权限下放给刺史,允许刺史自筹经费组建军队,允许刺史调动地方官军平叛,朝廷还采纳刘焉的建议改州刺史为州牧,“牧”寓意为朝廷派驻地方的全权代表。州牧由此掌握了地方的官员任免权、财权和兵权,无异于地方诸侯。州牧治理下的辖区也不再听命于中央,逐渐演变为独立的王国。如刘焉出任益州牧后,专断地方政务,把控地方军队,借口张鲁割据汉中阻断交通,摆脱朝廷控制,独自做起割据西南的土皇帝。袁绍做了冀州牧后,冀州官员全部听命于袁绍,袁绍给官员下达命令竟然称制,已全然不顾中央的存在。中平末年,灵帝想收回州牧的权力,但已大权在握的州牧们岂肯就范,纷纷抵制。不久,灵帝病逝,朝廷政治陷入混乱,无暇顾及地方,只能任由州牧坐大。
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朝廷还允许地方豪强自行组建军队。早在顺帝、桓帝时期,地方豪强就已经拥有了规模不等的私人武装。在得到朝廷的诏令后,豪强地主们公开招募军队,拉起一支支人马,以军事实力巩固在地方的势力。如乘氏(今山东省菏泽市境)人李典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军队后来被曹操收编,成为曹操麾下的一支劲旅。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境)人鲁肃也组建了一支武装,后来追随孙策渡江,成为孙吴政权的中坚力量。类似这样的地主武装在东汉末年多如牛毛,他们成为各个割据政权拉拢的对象。而地主武装的归附,也决定着各割据政权实力的消长。
为了抵御黄巾军的进攻,朝廷不得不重用武将。中平元年以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武将长年领兵在外,不断扩充军事实力。久而久之,武将与统领的军队之间形成了牢固的从属关系。朝廷越来越难以驾驭武将,更无法将武将从军队调离,很多武将由此演变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大军阀董卓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董卓是陇西人,年少从军,一直在地方担任武职官员。黄巾起义爆发后,一度被朝廷任命为中郎将,主持征讨冀州黄巾军,因作战不利而免职。中平年间,胡人北宫伯玉及金城郡豪强边章、韩遂率领西北羌胡和汉人流民反抗政府,占据了陇山以西,并进逼关中。朝廷认为董卓是陇西人,熟悉当地情况,让他领兵平定西北叛乱。此后董卓兼并西北地主武装,收编战败归降的起义军和羌胡部落,势力不断坐大,成为左右雍、凉二州局势的大军阀。灵帝见董卓势力壮大,两次以加官为名想把他调离军队。董卓以部将难以约束为名,委婉拒绝,灵帝无可奈何,只能任由董卓专断西北军事。
黄巾起义平定后,朝廷权贵们误以为东汉王朝顺利地度过了政治危机,又开始陷入争夺宫廷大权的政治斗争。当时实际掌握宫廷权力的宦官,对于立有军功的大臣心存猜忌,生怕功臣争夺朝廷大权,不断寻找机会将功臣排挤出权力中枢。皇甫嵩是平定黄巾之乱的头号功臣,对宦官专权多有不满,宦官们将皇甫嵩视为心头大患。中平二年,皇甫嵩受命平定西北的边章、韩遂,出师不利。宦官们借机污蔑皇甫嵩,灵帝遂将皇甫嵩解职,削夺封户,此举令武将们大失所望。很多武将不再入朝,而独断地方军务。
中平六年(189),灵帝突然病逝,生前没有立子嗣。何皇后遂将自己十四岁的儿子刘辩推上帝位,是为少帝。何皇后的哥哥何进早在灵帝末年就以大将军的身份镇抚京师,少帝即位后,何进便以大将军、帝舅的身份居朝辅政。不过,当时真正掌控宫廷的是宦官集团,何进要想掌握实权,必须铲除宦官势力。何进知道,士人和武将皆对宦官专权不满,于是拉拢他们,作消灭宦官的准备。何进将诛灭宦官的计划告知何太后,谁知何太后竟极力反对。何进担心没有太后的支持,仓促发动宫廷政变难以成功,只能先将诛灭宦官的计划搁置起来。袁绍等士人得知何进暂停行动,非常着急,担心计划泄露反而会被宦官抢占先机,不断鼓动何进迅速行动。为了打消何进的顾虑,袁绍建议调集地方军队进京,增强外戚集团的实力。何进遂号令割据西北的董卓和东郡太守桥瑁带兵入京。
对于何进诛灭宦官的计划,宦官们早有耳闻。在获知地方军队即将入京的消息后,宦官们决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诈称愿向何进请罪,换取从轻发落,使何进放松了警惕。然后假传太后诏令把何进骗进宫,将其斩杀。袁绍等人得知何进被杀,立刻率军入宫,诛杀了宫中的二千余名宦官。宦官张让挟持少帝出城逃亡,在路上被随行的大臣逼迫自杀,随后少帝与领兵赶赴洛阳的董卓相遇,董卓遂护送少帝回宫平定洛阳局势。(www.xing528.com)
外戚与宦官的最后对决以外戚、宦官同归于尽而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军阀董卓的专权。董卓入京后,收编了何进的军队,再加上亲率的数万军队,已经成为洛阳的实权人物。董卓以护驾有功为名,牢牢控制住少帝,然后借皇帝的名义,把朝廷中不肯合作的大臣罢免,其余大臣都不敢违抗,董卓由此完全操纵了朝廷大权。董卓担心十四岁的少帝难以驾驭,不顾满朝官员的反对,废掉了少帝,杀掉何太后,改立九岁的刘协为皇帝,是为献帝。董卓还自封太尉、丞相,杀掉违抗自己的朝廷官员。董卓的做法,无疑是想操纵年幼的皇帝,维持权势。
董卓擅立皇帝、杀害太后、独霸朝政的做法招致大臣们的反感,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士人、武将们纷纷潜逃出洛阳,返回家乡,组织人马征讨董卓。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牧郡守在袁绍的带领下联兵十余万,一同向洛阳开进,征讨董卓。董卓见关东联军势头强劲,下令迁都长安,意图退守西北根据地。二月,董卓强迫献帝、百官及洛阳百姓迁都。为了断绝官民东返洛阳的念头,命令部下放火焚烧洛阳的宫殿、官府,还将洛阳周边的帝陵劫掠一空。而关东州牧郡守不敢与董卓决战,只是在虎牢关外虚张声势,观望洛阳形势。初平二年四月,一切布置妥当后,董卓放弃洛阳,西归长安。
董卓返回长安,终日饮酒高会,满足于操纵小皇帝,割据关西,不再理会关东的局势。而被迫迁徙到长安的朝廷大臣则私下筹备铲除董卓的计划。初平三年,司徒王允获知董卓与亲信吕布关系不和,遂派人怂恿吕布将董卓刺死。长安百姓获知董卓死亡的消息,奔走相庆。然而董卓之死并没有使局势安定下来,董卓统领的十余万大军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一些董卓旧部找到司徒王允,请求归附,却受到冷遇。董卓旧将李傕、郭汜认为王允终将联合关东豪杰诛杀董卓旧部,于是联合其他将领攻入长安,杀死王允,劫持了献帝。
兴平元年(194),董卓旧部再起内讧,李傕、郭汜相互攻击,年幼的献帝成为双方争抢的目标。最后在其他董卓旧部和朝廷大臣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谁也不挟持献帝,让献帝及大臣东返洛阳。兴平二年七月,献帝率领大臣和皇室成员东出长安,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当汉室行走至华阴时,李傕反悔,派兵来追赶,幸得黄巾军白波部和匈奴的阻击,减缓了李傕军队的行军速度,才使献帝逃脱。为了尽快摆脱董卓旧部的追击,献帝不得不放弃直奔洛阳的打算,转而渡黄河前往河东。当汉室来到黄河岸边时,仅有几条船只,大臣和皇室争相抢夺船只,最后只有数十人成功渡河,剩下的人全部被李傕掠走。
献帝一行来到河东郡,得到了河东太守王邑和河内太守张杨的接济,才算安顿下来。献帝暂时停驻在河东,重建朝廷,同时派人与李傕谈判,要求归还被俘掠的皇室和百官。建安元年(196),献帝在河内太守张杨的护送下返回洛阳。此时距离迁都已经过去了六年,洛阳城一片残破,皇帝只能暂住在残存的故宦官赵忠旧宅,皇室、百官无处栖身、无粮果腹,常有饥饿冻死者。这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军阀们都不把汉室放在眼里,无人接济皇帝。曾有谋士奉劝袁绍迎接献帝,但袁绍已经割据了冀州,担心献帝到来,会丢掉地盘,所以未予理会。
献帝返回洛阳时,曹操正在汝南郡、颍川郡一带作战,他采纳了荀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亲自率军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汉室终于等到了援军,献帝率领百官跟随曹操来到许(今河南省许昌市)。最初献帝对曹操抱有幻想,以为曹操会帮助汉室渡过难关,但随后逐渐意识到,曹操与董卓一样,只是想利用自己实现政治目的,于是萌生铲除曹操的念头。建安四年,献帝下密诏给车骑将军董承,让其伺机诛杀曹操,但计划败露。曹操杀掉董承全家,连董承的女儿董贵人也不放过。曹操领兵入宫时,董贵人已怀有身孕,献帝请求曹操放过董贵人,曹操不听,仍将董贵人杀害。此后,曹操把献帝周边的人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献帝彻底沦为傀儡。建安十九年,伏皇后的父亲伏完图谋诛杀曹操的旧事被人揭发,曹操又派人入宫诛杀伏皇后,当伏皇后被士兵拖出宫外时,向坐在前殿的献帝求救,献帝却无奈地说:“我尚且性命不保,哪里有能力救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伏皇后被士兵杀掉。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其子曹丕继任魏王,随后导演了一场隆重的禅让大典。献帝刘协没有任何违抗的可能,只能按照曹丕的安排,把名义上的汉朝江山奉献给曹丕,延续了四百年的刘汉王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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