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动乱与鲜卑崛起：重建中原王朝威望

明帝、章帝、和帝在位的近五十年里，皇帝基本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国内政局稳定，社会矛盾缓和，百姓安居乐业，是东汉时代最为兴盛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恢复和增长，东汉王朝尝试改变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这种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恢复西汉时代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政治秩序。

在周边民族政权中，对东汉王朝威胁最大的是匈奴。从王莽天凤年间开始，中原陷入长期战乱，给匈奴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匈奴趁中原王朝无暇北顾之机兼并了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还重新掌控了西域，并扶植中原北疆的割据势力，使其成为阻碍中原王朝北征匈奴的屏障。匈奴各部首领还经常入塞抢夺，给中原北疆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

建武三年，刘秀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军事进程，在讨伐北方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始终避免与匈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还不具备与匈奴直接对抗的实力。建武十三年，刘秀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剿灭了匈奴扶持的卢芳割据势力。单于见扶持傀儡政权的目的落空，直接领兵入塞抢夺，一度攻打到河东郡。刘秀无力防守，遂于建武十五年放弃北方的雁门、代、上谷三郡，将吏民内迁，退守恒山一线，又于建武二十年放弃了云中、五原、朔方、定襄、北地五郡，退守战国长城故塞。但刘秀的退却策略并未换得匈奴的退兵，匈奴反而变本加厉地入侵内地。建武二十年，匈奴攻入关中和上党郡、天水郡，一年后又攻入中山郡，杀掠百姓、抢夺财产，对此东汉朝廷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就在匈奴全面压制中原王朝的时候，匈奴内部发生动乱。建武二十二年（46），单于病逝，没有按照约定传位给前任单于之子比，而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乌达鞮侯。比非常不满，私下与汉朝约定内附。建武二十四年，比私通汉朝的行为暴露，单于决定斩杀比。比闻讯后，率部入五原塞，归附汉廷。刘秀按照西汉旧制，立比为呼韩邪单于，大加优待。匈奴由此再度分裂为南北两部。比在得到汉朝支持后，于次年发兵攻打北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北匈奴逃奔漠北，原来归附北匈奴的部族转而依附南匈奴。为了感谢汉朝，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做人质，还把匈奴控制的八个边郡故地归还给汉朝，汉朝则派置度辽将军监护南匈奴，进一步巩固了匈奴对汉朝的臣属关系。

北单于不甘失败，一边派使者要求与汉朝和亲，一边暗地分化南匈奴首领，鼓动他们背叛汉朝。永平八年（65），北匈奴与塞内部分南匈奴首领里应外合，攻打西河郡，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此后北匈奴又不断袭扰云中、朔方和河西诸郡，使汉朝北疆的军事压力陡增。最后明帝痛下决心，出兵讨伐北匈奴。永平十七年（74），明帝命耿秉、窦固等人，连同南单于，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北单于远遁。章和元年（87），草原东部的鲜卑兴起，大败北匈奴，斩杀北单于，迫使二十万匈奴归降汉朝。次年，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趁北匈奴势微，将其一举剿灭。这时章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和帝年幼，由外戚窦宪辅政。窦宪想借征讨匈奴树立自己的威信，采纳了南单于的建议，大举发兵，北匈奴部众或降或逃，自此北匈奴无法在漠北立足，只能西迁至中亚。而漠北则被新兴起的鲜卑占据，日后鲜卑逐渐取代匈奴成为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

早在王莽时期的天凤三年（16），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已呈崩溃之势，此后匈奴趁机西进，西域北部诸国纷纷归附。地处西域南部的莎车国，国王延曾在元帝时入质长安，对汉朝文化非常仰慕，收留了原来西域都护的将士和家属，拒绝投降匈奴。莎车联合了西域南部的其他国家共同抵抗匈奴，使匈奴一直无法控制西域南线。建武十三年（37），刘秀基本完成了中原的统一，时任莎车国王的贤获知消息，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朝贡，请求东汉王朝重新派驻西域都护。而刘秀认为中原刚刚平定，朝廷还不具备掌控西域的实力，决定不向西域派驻官员。建武十八年，刘秀任命贤为西域都护，实际是让莎车国作为汉朝势力在西域的代理。对于刘秀的做法，敦煌太守裴遵持有异议，他认为委任西域国家君主为西域都护，无疑是在宣示汉朝将放弃对西域的直接管理，会使西域各国人心动摇。刘秀得到裴遵的上书，下令收回已颁发给贤的“西域都护”印绶，改授“汉大将军”一职。这令贤非常不满，与东汉断绝关系，走上军事称霸西域的道路。面对莎车国的军事扩张，西域各国纷纷向东汉求救，但是一再遭到刘秀的回绝。西域各国见寻求汉朝支援无望，转投匈奴，匈奴借机插手西域事务，联合西域各国讨伐莎车，最终于永平四年（61）将莎车国攻灭，斩杀贤，从而确立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永平十七年（74），明帝命耿秉、窦固等人征讨北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窦固率军乘胜进占西域北部交通重镇车师，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此时距离西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撤销已经过去了六十年。汉朝控制了车师，等于切断了匈奴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明帝认为恢复汉朝威望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派出使团诏谕西域各国。而在这次出使活动中，一位优秀的外交人才涌现出来，这就是班超。

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班家以精通儒学而享誉朝廷，班超从小熟读经典，长大后受到班固的推荐，做了兰台令史，掌管皇室藏书。据说班超小时候非常仰慕西汉的张骞，一次在官署抄书，突然丢下笔，感叹大丈夫当如同张骞一样建功立业，而不应当在书堆中终老一生。这就是典故“投笔从戎”的由来。永平十七年（74），班超跟随窦固出征匈奴，立有战功，深得主帅窦固赏识。窦固得知明帝正在筹备出使西域的使团，就把班超推荐给明帝。明帝任命班超为司马，即使团中的最高武职官员，其地位仅次于主使。

班超等人出玉门关后，第一站是鄯善国。班超几乎与匈奴使团同时抵达，鄯善国王对于投靠哪一方犹豫不定。班超得知情况，率领全团三十余人，将一百余人的匈奴使团消灭。鄯善国王闻讯大惊，立刻表示臣服，还派质子入侍，汉朝由此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班超出使鄯善的表现令明帝大为赞赏，命他再次出使西域。班超果然不负众望，使于阗、莎车、疏勒归附汉朝，汉朝由此控制了西域南线。(www.xing528.com)

永平十八年（75），明帝去世，西域亲匈奴的焉耆、龟兹、姑墨等国反叛，杀死了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也出兵车师，将戊己校尉耿恭围困。新即位的章帝不想在西域消耗国力，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同时撤回了戊己校尉和在伊吾屯田的士兵，还让班超撤回国内。班超接到命令率部东撤，得知消息的各国君长痛哭挽留。班超深知，自己一旦撤离，之前的种种努力将付之东流，于是毅然决定留下来，维护东汉的威信。这时的西域各国人心惶惶，班超首先率领各国军队攻打叛汉的姑墨国，将其降服，这才使西域南线各国安定下来。建初五年（80），应班超的一再请求，章帝招募刑徒和志愿兵一千余人支援班超。汉朝援军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士气。元和元年（84），假司马和恭又率领八百士兵支援班超。章和元年（87），班超集合汉朝援军和各国军队，将已叛汉的莎车国击破。永元二年（90），又将拓展势力的月氏击败，稳定了东汉王朝在西域南部的统治地位。章和二年，外戚窦宪率大军出击北匈奴，大获全胜。永元三年（91），窦宪又发兵将迁徙到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击溃，迫使其西迁至中亚，西域反汉诸国失去了军事后援，纷纷归附汉朝。永元六年（94），班超联合西域各国将焉耆国攻破，自此西域各国全部归附汉朝，东汉恢复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使者出使西亚，向各国宣谕汉朝国威，使者甘英一直抵达地中海东岸，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录。永元十四年（102），年逾七旬的班超回到洛阳，他将三十年的时光献给了西域，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域终于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

两汉之际，游牧于青海湖周围的羌人逐渐发展壮大，不断侵扰边塞。建武十一年（35），消灭陇西隗嚣割据势力后，马援率军进入羌地，降服羌人部落。为了加强对羌人的控制，马援把颇具实力的羌部内迁陇西、关中。马援的迁羌政策被后人继承。明帝、和帝都曾把叛乱的羌部迁徙到陇西、关中，自此羌人散处于关西地区。由于汉朝官吏对内迁羌人采取压迫政策，使得羌、汉矛盾不断激化，这也为东汉末年的羌乱埋下了伏笔。

胡人牵马铜俑（东汉，湖南衡阳市道子坪一号墓出土）。此为当时胡人的形象和装束。

东汉初年，东北边疆主要分布着游牧部落乌桓和一系列秽貊人建立的农耕渔猎政权，如高句丽、夫余、挹娄等等。东汉刚建立时，乌桓常常跟随匈奴入塞劫掠，刘秀曾命马援武力征讨乌桓，但收效甚微。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内乱，乌桓有转投汉朝之心。时任辽东太守的祭肜采取怀柔政策，成功招抚乌桓归附，高句丽、夫余、挹娄也相继归附。东汉王朝遵照西汉旧制，封高句丽、夫余、挹娄等国君主为王，在上谷郡设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各部。明、章、和三世，东北局势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东北国际秩序的恢复，使得东汉王朝声名远播，地处日本列岛的部落也遣使朝贡。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王遣使洛阳，刘秀向其颁赐印绶，这是日本列岛诸国首次朝贡中原王朝的记录。

汉代，在今天云南省西部地区分布着哀牢夷，与汉朝直属的越嶲、益州两郡相邻。建武二十七年（51），哀牢夷人中的一支与越嶲太守联系，愿意内附。刘秀划益州郡西部六县与内附的哀牢部落组成益州西部属国，任命郑纯为属国都尉。郑纯为政清廉，对夷人首领诚心相待，声名远播，不断有哀牢夷要求内附。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率属下七十余个部落五十五万人内附，明帝在益州西部属国的基础上设置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置，使东汉的西界一下拓展至高黎贡山，奠定了日后中原王朝的西南疆域格局。

在努力恢复周边民族政权臣属关系的同时，东汉王朝也强化了对境内各民族的控制。建武十六年（40），交趾郡雒族女首领征侧、征贰反叛，引发中南半岛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局势动荡。刘秀于建武十八年（42）命马援率军平叛，历时两年，将叛乱镇压下去，稳定了东汉王朝西南边陲的社会秩序。在今天的湘、渝、黔交界地区，东汉时期生活着诸多蛮部，其中以武陵蛮势力最大，于东汉初年占据武陵郡。刘秀多次派兵征剿皆无功而返，一代名将马援也病死于征剿武陵蛮的前线。此后刘秀改军事征讨为招抚，经过利诱分化，武陵蛮逐渐归附，此后双方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明帝至和帝时期，东汉王朝与周边政权臣属关系的确立是中原王朝实力恢复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在西汉时期，周边民族政权要借助中原王朝的支持，来稳固自身在边疆的统治，特别是防止其他民族政权的攻伐，这便形成了一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秩序。新莽时期这种秩序崩溃了，各民族政权并未因此获得好处，反而陷入相互攻伐、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中，这以西域局势的变化最为明显。到了东汉初年，各民族政权实际上都希望恢复西汉时期的国际秩序，结束动荡的局面。因此，我们不能把东汉初年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臣属关系的建立看成是中原王朝对外军事扩张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各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共同重建国际秩序的成果。到了和帝时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东亚国际关系趋于稳定，各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各民族政权之间基本结成稳定的关系，这更有利于各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但这种秩序并未维持太久，随着和帝的去世，东汉王朝的兴盛时代宣告结束，边疆地区再度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