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儒学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及今文经学的复兴

西汉末年，儒学在政治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特别是在王莽当政时期，以古文经学家为代表的儒生不但使其学说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还直接使用儒家学说参与了王莽改制。刘秀年轻时曾在长安太学研习《尚书》，对当时儒学干预政治的现象深有感触。建武二年，刚刚称帝的刘秀下诏要求臣下议论古今文经学之优劣。经过几年的讨论，最终于建武五年（29）下诏，废除王莽增设的古文经学博士，经学学官制度又恢复到元帝时代的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的格局。

其实刘秀本人对古文经学还是颇有兴趣的，特别是对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都有研究。但他最终废除古文经学的学官设置，除了有今文经学家猛烈批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有鉴于王莽执政时期古文经学严重干涉了国家政治。刘秀表面上看来是在袒护今文经学，但实质是杜绝儒生利用“古礼”干涉政务，让儒学回归到思想学术领域，不再主导国家政治。

刘秀并不满足于弱化儒学对政治的影响，他还想以皇帝的身份引导儒学的发展。刘秀直接参与到儒学研究之中，亲自删减不合经义的解经章句。刘秀还注重培养皇子的儒学修养，为皇子择取有名望的经师。后来继承帝位的明帝对儒学有极高的造诣，精通《春秋》和《尚书》，还曾亲自前往太学，给数千太学生讲经。章帝也继承了刘秀、刘庄热心儒学的传统，不但亲自研习儒学，还对经学大师礼遇有加，并提拔儒生做朝廷、地方官吏，其即位不久所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更是直接影响了东汉时期的儒学发展走向。

刘秀在位时期，今文经学重新夺回了正统地位，今文经学主张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短时间内各种解经思潮纷出，对于经书词句往往存在多种解说，这给后人的研习带来极大不便。建初四年（79），议郎杨终上书，建议章帝效仿宣帝石渠阁故事，召开全国范围内的经学大会，议定统一的解经理念，作为儒生研习儒家经典的准则。章帝认为，召开经学大会论辩群经，可以达到塑造儒学权威性和正统性的目的，是扩大皇权在思想领域影响的绝佳机会，当即予以批准，下诏朝廷官员、博士、郎官、民间大儒以及太学生代表齐聚白虎观，共同讨论五经异同，并由皇帝本人临场决议优劣。

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参与者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整个儒学界，社会各界的儒学研习者均有代表参加，与会者们针对五经解说的主要歧义之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将各种说法逐一记录，上呈皇帝评判，皇帝再以诏制的形式公布评判结果。白虎观经学会议持续了数月，最后形成一套官方认定的五经解说理念。对于每一个解经标准方案的确定过程，会议现场均有记录，这些记录称作《白虎议奏》。会议结束之后，章帝命班固对《白虎议奏》加以整理，下发儒学界，以便于儒生学习会议精神。班固于是在《白虎议奏》的基础上，编成《白虎通义》。《白虎通义》一直流传至今，是我们了解白虎观经学会议的重要资料。

白虎观经学会议是东汉官方对今文经学经义阐释的集中总结。会议表面上看是学术争论，即辨明经学阐释的异同，但实质却是以皇权控制经学，以皇帝决议的形式引导经学的发展方向。在白虎观经学会议中，鼓吹汉朝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均得到保留，章帝实现了利用皇权塑造适合汉朝统治理念之正统儒学的目的，强化了儒学作为维护皇权统治工具的现实作用。(www.xing528.com)

虽然建武年间古文经学失去了正统地位，但并未销声匿迹，而是在社会继续流传，并且在明帝、章帝时期出现再度勃兴的趋势。古文经学能够在短时间内再度兴起，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古文经学在王莽执政时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王莽等人的推动下，大量儒生和官员投身于古文经学研究，新朝的重要官员几乎都是古文经学背景出身。刘秀重建汉朝后，许多新莽时期的高官和儒师投奔建武政权，继续得到重用。虽然刘秀废除了古文经学的学官建制，但是这些儒师依然依靠自身的力量传授古文经学。例如新莽时期研习《左氏春秋》的大师郑兴，在建武政权建立后被委任以大中大夫。致仕后在家讲授《左氏春秋》、《周礼》，许多儒生慕名前来学习，一些新莽时代的古文经学家也常常与之切磋经义，郑家成为建武时期古文经学研究的中心。古文经学也成为郑氏的家学，郑兴之子郑众精通古文经学，章帝时位至大司农，追随其研习经学的门生无数。郑兴只是东汉初年诸多古文经学家的代表，当时的古文经师如杜林、卫宏、贾逵等人都在坚持讲授古文经学，对于古文经学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导致古文经学重新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入歧途。前面提到，今文经学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发。到了东汉初年，今文经学的经义阐发达到了极致。东汉初年的桓谭曾经提到，今文经学家对《尚书》中《尧典》篇题二字的阐释就达到十余万言，对“若曰稽古”四字的阐释则达到三万言。这种对经典的过度阐释不仅没有意义，而且给儒生的学习带来极大不便。班固曾不无担忧地提到，儒生从幼年时研习经义，到了老年仍不能完全掌握，耗费了大量精力，实际不利于经学的传承。当时越来越多的士人意识到今文经学研究路数不切合实际，而注重文字训诂、名物考辨的古文经学反倒更接近学术研究“求真”的主旨。明帝、章帝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今文经学的弊端，转而对古文经学投以更多的关注。明帝曾下诏征求古文经典，藏于内府，以便阅览。而章帝年轻时对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有浓厚兴趣，即位后立刻召见古文经学大师贾逵。贾逵的父亲贾征是刘歆的弟子，其家世代研习《左氏春秋》，是当时古文经学界的权威。贾逵向章帝讲授古文经学，条理清晰，深受章帝赏识。贾逵趁机进言，请求恢复《左氏春秋》的学官建制。建初四年，章帝在主持白虎观经学会议时，邀请贾逵参会，并在会上提出复立《左氏春秋》博士的动议，但是遭到以李育为首的今文经学家的一致反对。迫于压力，章帝并未恢复《左氏春秋》的官学地位，却下诏允许贾逵在太学生中择取二十人学习《左氏春秋》，这些学生学成后，章帝将他们提拔为朝廷官员，这实际是利用皇权变相推广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在章帝时期虽然未能恢复正统地位，但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更有利于传播和发展。

王莽执政时期，古文经学和谶纬学说是进行制度改革和改朝换代的两件法宝。刘秀对古文经学总体持否定态度，但对谶纬学说却深信不疑，其狂热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王莽。刘秀在进行称帝、封禅等重大决策时，都要寻找谶纬作为依据。刘秀称帝主要依靠儒生彊华进献的《赤伏符》。《赤伏符》中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当时野王县（今河南省沁阳）令恰好叫王梁，而秦始皇曾把卫国遗族迁徙至野王县。刘秀认为王梁正应了谶语，任命他为大司空。这与王莽按照哀章伪造的谶语任命卖饼郎王盛为将军的做法毫无二致。建武元年，公孙述与刘秀同时称帝，公孙述是利用一种符谶《西狩获麟谶》作为称帝的依据。为了争夺天命，刘秀专门研究了《西狩获麟谶》，然后写了一长篇论文，批驳公孙述的看法，对《西狩获麟谶》作了全新的解读，要公孙述顺从真正天意，归附自己。刘秀对谶纬学说实在是用心，常常为研究谶纬而废寝忘食。刘秀还向大儒桓谭和郑兴讨教谶纬之学，二人表示“谶纬学说”不可取信，刘秀大为恼怒，从此不再重用两人。明帝、章帝完全继承了刘秀对谶纬的态度，明帝根据纬书《尚书璇玑钤》更改了乐官和郊庙之乐的名称，还命令东平王刘苍校订五经章句，使经义与图谶相符。明帝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专断谶纬学说，使谶纬的使用和解释专为皇家服务，对于造作图谶的诸侯王予以严厉打击。章帝则重用谶纬大师樊修，命令其依照图谶改定郊祀礼仪和五经异说，在白虎观经学会议上也有关于图谶的专门讨论。

正是在皇帝的提倡下，东汉时期谶纬学说极为兴盛，当时的儒生大多兼习谶纬之术，太学中关于谶纬的讲授课程也非常热门，出现了儒生“争学图纬”的景象。一大批谶纬著作随之诞生，目前所知的谶纬类书籍基本都出现在东汉时期。而经学和谶纬学说的共同繁荣，则促使经学与谶纬学说合流。例如许多儒生利用图谶来解释经义，还有儒生把研习五经的方法用于研究纬书，这些都加速了经学谶纬化的进程。由于谶纬学说在皇室有着很深影响，谶纬学说还成为经学各派争夺政治、学术资源的工具。贾逵为了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上书章帝，指出《左氏春秋》的很多记载可以与图谶相印证，章帝因此对《左氏春秋》极为看重，差一点就把其列为官学。

在刘秀、明帝、章帝等人的直接干预下，东汉初年的儒学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其特征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学与谶纬学说逐渐合流。经学不同派别之间的差距逐渐淡化，各家对经义的解释趋于统一。而这种渐趋统一之解经理念的形成，则是不断通过皇权干预得到确立，并在白虎观经学会议上达到极致。经过皇权的干预和改造，儒学无法像西汉末年那样凌驾于政治之上，而是转变为维护汉朝法统和皇权的工具，这正是东汉初年皇帝们改造儒学，给儒学重新定位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