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的重塑皇权和稳固王朝的策略

建武中元二年（57），洛阳北郊的后土祠还未完工，一心筹备祭祀天地大典的刘秀却溘然辞世。皇太子刘庄当日接受皇帝印绶，继承帝位，是为汉明帝。与父亲致力于重建汉朝江山，稳定天下秩序不同，刘庄即位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固皇位，消除兄弟对皇位的威胁。

刘秀共有十一个儿子，刘庄是第四子，他本来并非皇位继承人。建武二年，刘秀把郭皇后之子刘彊立为太子。建武十七年，郭氏因失宠被废，刘秀转立阴贵人为皇后。刘彊深知，母亲被废，太子地位难以持久，于是数次上书请求降为藩王。建武十九年，刘秀降刘彊为东海王，改立阴皇后之子刘阳为太子，改其名为刘庄。

刘秀平定天下后，效仿汉高祖，把儿子分封为诸侯王，让他们去镇抚关东各地。刘庄深知，兄弟们在地方拥兵自重，不出几代，一定会酿成如同“七国之乱”一样的宗室内乱。刘庄即位后，决心解决藩王问题，不留后患。在藩王中，对皇位威胁最大的无疑是废太子刘彊。刘秀刚刚去世，山阳王刘荆就写匿名信给刘彊，怂恿他起兵夺回帝位。刘彊知道自己没有实力，将匿名信上呈明帝。明帝即帝位后不久，刘彊就病逝了。当时正值壮年的刘彊突然病逝，实在是非常蹊跷。但无论如何，刘彊的病逝使明帝少了最具威胁的帝位竞争者。

刘荆对刘庄的即位心怀不满，怂恿刘彊谋反未成，就开始做起兵的准备。明帝早已获知消息，但因为刚刚即位，不便对兄弟下手，只能暂且将刘荆迁徙为广陵王，缩小他的封地，限制其力量，同时指示广陵国官员监视刘荆的举动。永平十年（67），明帝见时机成熟，授意广陵国官员检举刘荆罪行，并委派官员进行调查审讯。刘荆迫于压力自杀，这个最具政治野心的藩王被明帝除掉了。

明帝并不满足于铲除具有政治野心的藩王，他还要在藩王中树立绝对权威。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楚王之狱”的发生。楚王刘英为许美人所生，在刘秀皇子中地位最低。但刘英善于交际，就国后结交天下游侠、方士，特别是当时佛教刚刚经由海路传播到东部沿海地区。刘英对佛教极为痴迷，出资修建佛寺，推动佛教传播，身边汇集了一批佛教信徒。刘英广结天下游侠、官员、方士的举动令明帝十分反感，而刘英推广佛教的做法，难免会引发利用宗教笼络人心的猜忌。永平十三年（70），有人检举刘英与方士私造图谶，这令明帝非常愤怒。图谶在东汉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新莽末年以来，包括刘秀在内的地方豪强大多利用图谶假称天命、蛊惑人心，以实现政治目的。身为诸侯王的刘英私造图谶，显然触犯了政治忌讳。明帝立刻派人彻查此事，调查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宗室和官员受到牵连，先后有数千人被捕治罪。刘英先是被废为列侯，次年又被逼自杀。此后，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也因私造图谶而受到明帝严惩，前者被削夺了六县的封地，后者则被迁徙为阜陵王。经过楚王、济南王、淮阳王等人的狱案，诸侯王们都小心谨慎，朝廷官员也不敢与诸侯王结交，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压制，再也无法对皇权构成威胁。

刘秀之子受封为诸侯王，领有一郡之地，实力很大。有鉴于此，明帝开始对诸侯王分封制度进行改革。永平十五年（72）明帝下令，日后皇子封为诸侯王最多只能领有半郡之地，这项制度在东汉时期得到严格执行。此后的诸侯王只领有数县，很难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明帝的做法赞赏有加，他认为东汉时期从未发生诸侯王起兵反叛的事件，这显然获益于明帝的上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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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诸侯王和外戚是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两股势力。明帝即位后，继续坚持刘秀压制外戚的政策，制定了外戚不得出任朝廷要职的禁令，还把禁令编入国家律令《令甲》昭示天下。尚书闰章极具政治才干，但因为他的妹妹身为贵人，所以在明帝一朝始终得不到重用。皇后马氏是国初功臣马援之女，为了防范马氏家族，明帝在命人绘制云台阁功臣像时，有意略去马援画像。马皇后也深明大义。永平十八年（75）明帝去世，章帝刘炟即位，马皇后升为皇太后。章帝想重用舅舅马廖、马防、马光，分封他们为列侯。马皇后不想打破光武帝、明帝的祖训，坚决反对，直到建初四年（79）三人才被封为列侯，但马皇后随即让三人辞去官职，前往封国居住。章帝在位期间，马氏在政治上的影响微乎其微。章和二年（88），章帝去世，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由于皇帝过于年幼，朝政只能交由皇太后窦氏处理，窦氏势力迅速崛起，朝权逐渐被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把持。窦宪控制了朝廷大权，公然破坏祖制，他自任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实际恢复了西汉末年外戚的政治特权。窦宪还安排窦氏族人出任朝廷要职，凡是批评窦宪专权的官员都遭到残酷的迫害。如果有刘氏宗室或官员与皇帝关系亲密，窦宪立刻会把此人排挤出朝廷，甚至不惜采取暗杀的手段。和帝在位初年，窦宪权势几乎与西汉末年的王凤相当。对于窦宪的跋扈，和帝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知道长此以往，窦宪将成为第二个王莽。永元四年（92），年仅十四岁的和帝联合宦官郑众将窦宪安插在宫廷的党羽全部剪除，然后派人收夺窦宪的大将军印绶。窦宪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小皇帝竟会有如此手段，虽然想反击，但是局势已被和帝控制，只能交出印绶，遵照诏令前往封国居住。到达封国不久，窦宪又被和帝逼迫自杀，窦氏专权不到四年，就被彻底铲除。此后终和帝一世，外戚势力再也未能东山再起。

由于很好地限制了外戚势力，明帝、章帝、和帝时期，皇权不断得到强化，除了和帝刚刚即位的四年由外戚短暂把持朝政外，朝廷大权都控制在皇帝手中。西汉末年权臣架空皇帝的现象没有出现，皇帝可以直接操纵国家日常行政管理，特别是能够参与中央、地方官吏的任免和考核。一批廉洁奉公、公正执法、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吏被选拔上来。这些官吏直接听命于皇帝，把皇帝的政策贯彻到基层。在循吏的努力下，社会矛盾得到缓和，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也正是在循吏的帮助下，皇帝得以推行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

首先，皇帝逐步减轻刑罚，减少刑罚对百姓的伤害。明帝先后十一次下诏减轻刑罚。章帝废除了残酷法律五十余条，还废除了鞭刑。到了汉和帝时期，又进一步废除了宫刑。至此，对人体实施残害的刑罚被彻底废除，这是古代刑法的一大进步。

其次，皇帝还继续推行薄赋政策。明帝除了继续刘秀三十税一的低税制，还制定了遭遇灾害减免税收的制度，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税收。而在章帝、和帝时期，每逢重大节庆或是自然灾害，皇帝常常下令百姓只需缴纳一半的租税。永元十六年（104），和帝还下诏免除全国贫民拖欠政府的种子和田租。薄赋政策的推行，大大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

东汉初年，因为土地兼并而造成的流民问题依然严重。明帝即位以来，对流民问题极为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明帝首先制定了“假民公田”政策，把政府土地借给失地贫民种垦，垦殖公田的最初几年免征赋税，还由政府提供农具和种子。这样一来，就把流民重新固定下来，使其重新纳入政府编户，此举既可以缓减流民带来的社会动乱，又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因而在章帝、和帝时期被继续推行。解决流民问题的另一项途径是发布赦令，赦免流民拖欠的债务和因为逃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鼓励他们回到家乡，重新成为国家编户。如建初元年章帝正式即位后，发布诏令允许流民返回原籍，还严令地方官员不得追讨流民债务，严禁官吏和豪强欺压流民。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流民问题得到缓减，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

明帝、章帝、和帝在位的四十七年里，皇帝的权力不断得到巩固。东汉初期的这三位皇帝勤于政务，牢牢掌控着国家的行政运转，对于官员的进谏，能够做到择善而从，同时延续了勤俭作风。在皇帝的带动下，东汉初年的吏治有所改观，涌现出一批提倡农耕、鼓励生产、宣传教化的循吏，与西汉末年地方官员相互勾结、横征暴敛的官场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社会秩序日渐稳定，再度呈现出小康盛世的景象，其社会状态与西汉昭帝、宣帝、元帝时期极为相似，故西晋华峤称这一时期为：“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历经社会动乱之后，民心思安，而皇帝能够准确把握民心，采取去苛从简的施政方针，以“柔道”（刘秀自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理天下，使百姓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恢复生产，积蓄财力，国家收入随之增长，东汉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