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初始元年（公元8）某日黄昏，一个名叫哀章的梓潼人（今四川省梓潼县）身穿黄衣，手持铜盒站在汉高祖庙前，把手中的铜盒交给管理高帝庙的官员。官员打开铜盒，发现里面装着两卷策书。一卷书写着汉高祖要把天下传给王莽。另一卷则详细记载着新王朝的官员名单。官员不敢怠慢，立刻把消息上报。王莽得知消息，认为天命终于降临，他率领百官来到高帝庙迎接策书，然后通告天下自己将承受天命，从即日起晋升为“真皇帝”。从明年开始，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元年，以十二月为正月，服色尚黄。

王莽革除汉室，建立新朝的做法，使后世一直将其视为乱臣贼子。而在新朝建立以后，王莽又推行眼花缭乱的改革，因而人们又将其看作是不顾社会现实的妄想家。其实，王莽并非一个盲目狂热之人，在他建立新朝之前，被公认为是恭俭礼让、富有政治经验，而且热心学术和公益事业的执政楷模，并被视为可以引领汉朝走出社会危机的希望。王莽最终选择取代汉朝，既有社会因素，又有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是，自成帝在位以来，儒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主张按照儒家经典来规划国家。虽然成帝及其后几任皇帝都进行了儒学化的制度改革，但是改革的基础毕竟是旧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旧势力的阻挠，这种渐进的、缓慢的局部改革并不能满足儒生的需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场较为彻底的变革。个人因素是，王莽怀有完美的政治理想。从小熟读儒家经典的他，对经典宣扬的尧舜盛世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样的王道乐土是可以实现的。在他看来，如果把旧有的制度完全打破，按照儒家政治理念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那么传说中的三代盛世将得以重现。正是在社会和个人的儒学理想的推动下，王莽最终走上了建设理想儒学国家的道路。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迫不及待地构建全新的国家。首先他要实现策书传递给他的天命。其实，这份策书是哀章伪造的。策书中勾勒了新王朝的政治结构，主要是由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三公（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共十一人组成的最高官员系统。其中的四辅、三公是哀帝、平帝时期就已经实施的官制，哀章在列举四辅、三公的名单时，基本抄录了当时在位的官员名字，稍有改动的是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四辅，列为国将。唯一创新的是“四将”，之中的卫将军和前将军是原来就有的官职。更始将军和立国将军则是哀章想象出来的，由于朝廷没有对应的官员，哀章就胡编了王兴、王盛（寓意为“王氏兴盛”）两个名字。没想到王莽对这份名单十分看重，下令在长安寻找这两个人。最后找到城门令史王兴和卖饼的平民王盛，二人随即被委以将军之号，稀里糊涂地成为新朝的最高官员。

接下来，王莽继续推动国家制度改革。在官员名称上，汉朝原来的官名被全部废掉，取而代之的是刘歆根据《周礼》、《尚书》等儒家经典制造的官名。如大司农更为义和，大鸿胪更为典乐、大理更为作士等等。除了官名，王莽还对官员级别和属员配置进行统一规划，把朝廷官员划分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一结构乃直接承袭《周礼》。为了凑足这一数字，王莽新设了很多官职，如管理皇帝舆服的太赘，还对应宫廷“六尚”设置了“五司”（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取自《尚书·洪范》）。朝廷官员要改，地方官员也要改，郡太守和都尉分别改名为太尹和太尉，县令改为宰，其他官员名称也逐一变更。

爵位制度的改革也十分巨大。汉代的二十一等爵制被全部废除。王莽根据古礼，把爵位分为诸侯、大夫、士三个级别。诸侯一级相当于汉代的诸侯王和列侯，王莽废掉王号，依照古书记载将诸侯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其余爵位与官员秩级挂钩，中二千石赐卿爵，二千石赐上大夫爵，比二千石赐中大夫爵，千石赐下大夫爵，六百石赐元士爵，五百石赐命士爵，四百石赐中士爵，三百石赐下士爵，百石赐庶士爵。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除了官制、爵制，行政区划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王莽对国家行政区划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西汉末年的全国行政制度为十二州、一百零三郡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王莽认为这样的行政区划不合乎礼法。另外西汉定都长安，地理位置偏西，与关东的交通联系不便，王莽于是决定迁都洛阳。他更长安为“新室西都”，更洛阳为“新室东都”，首创了两都制，同时命人对洛阳城重新规划，并在洛阳营建明堂、天坛、地坛、宗庙等礼制建筑，为将来正式迁都作准备。确定以洛阳为新都城后，王莽把全国行政区划按照《尚书·禹贡》重新划分为九州，还增设了二十五部，另外将一百零三郡国拆分为一百二十五郡国，每部监察五郡，从而形成州、部、郡、县的四级行政建制。还以洛阳为中心，将天下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每方各有二十五郡。王莽根据距离洛阳的远近，基于《尚书·禹贡》“五服”圈层式地理划分理念，把一百二十五郡国划分为内郡、近郡、边郡三个层次。经过这样的整合，全国行政区划表面看来十分规整，似乎形成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地理建构。

对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更改政区名称。西汉的郡名、县名除了极少部分得到保留，其余全部更改。王莽所更改的郡名、县名大多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谭其骧先生指出，王莽更改地名存在一定规律，大多是根据原有地名文字之音训进行改易， [9]或取同义，或取反义。如“临”、“监”二字意义相同，凡汉代地名带有“临”字的，均改为“监”字。又如“离”、“合”两字意义相反，故汉代地名带有“离”字的，均改为“合”。这种依据文字音训更改地名的方法，显然受到儒家传授经书时所使用训诂方法的影响，这也可能是王莽采用儒学改制的变通方式。王莽对地名的改变并没有明确的方案，许多地名一改再改。史书记载，有的地名改变了好多次，到最后谁也搞不明白，只能改回汉代的旧名。(www.xing528.com)

王莽改制还涉及货币制度。汉代的货币只有五铢钱一种，而王莽认为社会上应该存在不同价值的货币，所以在居摄二年新推出了三种货币：重十二铢的大钱，价值相当于五十个五铢钱；效仿战国刀币的刀钱，价值相当于五百个五铢钱；镶嵌有黄金文字的刀钱（即大名鼎鼎的“金错刀”），价值相当于五千个五铢钱。不过这些新货币还是以旧有的五铢钱货币体系为基础。到了王莽称帝以后，全部推倒重来，宣布废除五铢钱、刀钱，只保留重十二铢的大钱，另外铸造重量仅为一铢的小钱，用来替换原有的五铢钱。大钱和小钱仍保持一比五十的币值。然而大小钱的货币制度执行不到一年，王莽又推出“宝货五品”，即制造材质分别为金、银、铜、龟、贝的货币，每种材质的货币又分为各种品类，共二十八种货币，可谓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根本无法执行，新货币不能流通，社会依然沿用之前的大小钱。天凤元年（14），王莽再度宣布货币改革。这一次，政府废除了大小钱，改为流通货布、货泉两种货币，一货布值二十五货泉，其实就是大小钱货币制度的改头换面。

王莽货币

前面提到，土地兼并和平民沦为奴婢是西汉末年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王莽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了改革。首先，王莽以恢复上古的井田制为名，宣布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全国的土地被称为“王田”，不许买卖。国家将对王田重新丈量，然后根据各户的人口状况进行分配，一个拥有八口男丁之家，最多只能拥有王田一井，即九百亩，超出的土地则由政府分配给其他贫苦家庭。而奴婢则改称为“私属”，也不许买卖，原来各豪强的奴婢将作为家庭成员看待，主人不得随意驱使。根据这些法令，全国的土地将被重新分配，原本失去土地的流民将会领取到新的田地，而奴婢也将恢复平民的身份。看起来真是一项惠政！但是在地方已经坐拥巨大势力的豪强岂肯将土地和奴婢交出？而朝中大臣哪一个不是富户豪强？所以法令一经推出，立刻遭到抵制，地方政府无法丈量土地，更谈不上重新分配，奴婢的地位也没有任何改变。法令推出不到三年，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废除，土地兼并、奴婢买卖一切照旧。

铜方斗（新朝）

在国家经济领域，王莽又相继推出五均、赊贷、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指在全国五大商业城市长安、洛阳、宛、临淄、成都设置均官，均官主要负责管理市场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各种商品都由政府制定指导价格，买卖双方必须按照政府定价交易，如果交易价超高，买卖双方要受处罚。如果出售的商品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按照指导价格收购。所谓赊贷，其实就是官营金融业。即政府出资向民间提供借贷，百姓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各地政府则执行中央统一制定的贷款利息。而六筦则是指盐、铁、酒、开矿、山川物产，外加之前推行的五均、赊贷，共六项内容。“筦”即“管”，即指政府管理，也就是说上述六项内容全部由政府经营。这些经济政策的出台，显然针对商人、金融商、手工业生产者，也就是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其实这些严苛的经济政策在汉武帝时期也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但是汉武帝和王莽执行这些政策却持不同目的。汉武帝是为了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所以采取的是与商人、手工业者合作的方式，很多官营机构的官员都由商人、手工业者出任。而王莽却是基于儒家“重农抑商”的理念，其目的是阻止商人、手工业者对农民进行剥削或独占自然资源，所以王莽明令不许商人、手工业者参与政府的上述制度。这种由国家专制一切经济生产的政策，无疑会遭到全国商人、手工业者的强烈反对。

除了以上所举，王莽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改革，以建立一套符合儒家治国理念的国家制度。王莽以为，只要这些制度得到执行，那么儒家宣传的三代盛世将会重现人间。但事实并非王莽想象的那样，由于王莽的这些制度改革与原有制度完全割裂，相反给国家日常行政和政务运行带来极大困难。例如王莽进行的地名改革把原来的地名全部废除，当国家下发政令时，不得不在文书中不厌其烦地把新旧地名的对应关系一一列举。一份文书几乎成了地名对照表。还有一些文书刚刚写好，就传来了变更新地名的消息，而不得不重写。甚至还有文书因为地名的改易而不知发往何处。货币制度的几番废革，使百姓对新币制彻底失望，他们不愿使用新朝货币，而依然使用汉朝的五铢钱。新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虽然是依照儒家经典制定的，但儒家宣扬的制度是基于西周时代的社会情况，到了王莽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政策根本无法执行。新的经济政策几乎断绝了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的活路。所以在王莽改制的同时，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抵制和拖延改制的现象，还有一些官吏富豪抓住新制度的漏洞牟利。面对这样的情况，王莽认为是地方官员和奸猾之人趁火打劫，而非新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于是王莽又采取暴力手段，强行推行新制度，对抵制和违抗的官员、百姓处以极刑。官员和百姓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无不渴望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被王莽废掉的汉朝由此在民间又重新焕发生命力，而被王莽视为千古盛世的新朝却开始出现崩塌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