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朝政腐败、土地集中与流民叛乱

元帝痴迷于儒学，整日关心的是如何实践儒家的治国理念，而把朝政交给大臣们去处理。而在朝廷之中，朝臣们逐渐分化为各种政治集团，为了争夺朝政实权，他们互相攻击，国家政治变得越来越混乱。

宣帝亲政后，重用儒生，随着儒学官员日益增多，他们在朝廷上结成紧密的利益团体。宣帝为元帝选定的三个顾命大臣中，萧望之、周堪都属于儒学官员集团，他们从儒家的治国理念出发，强调皇权的至尊，反对外戚身份的史高干预朝政。为了对抗儒学官员，史高转而联合中书令石显。为何中书令会成为史高联合的对象？这还要从“中书令”这个官职的由来说起。武帝时期，皇帝把丞相的权力分散到尚书，使尚书逐渐成为国家政务决策机构。武帝在位末年，一度让宦官主持尚书事务，并设置“中书令”作为主持尚书事务宦官的官职。宣帝亲政后，有鉴于霍光通过尚书掌控朝政的教训，恢复设置“中书令”，让宦官重新管理尚书。控制了尚书的宦官，权势迅速膨胀，宣帝末年中书令弘恭便权倾一时。元帝即位后，出任中书令的是石显，萧望之、周堪认为宦官控制尚书危害极大，主张撤销中书令，让儒生管理尚书。面对儒学官员的步步紧逼，外戚史高和宦官石显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儒学官员。儒学官员们虽然不断上书批评中书令，但由于石显控制着皇帝文书的转奏，他把批评自己和史高的上书压下来，伺机反击。最后萧望之、周堪都被石显设计陷害，被迫自杀。此后也陆续有官员试图打击石显，但结果或是罢官，或是入狱，均以失败而告终。整个元帝在位时期，石显牢牢控制着朝政，这也是汉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成帝做太子时，对石显专权有所了解，即皇帝位后，罢黜了石显。宦官专权虽然结束，取而代之的却是外戚专权，外戚与儒学官员之间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成帝荒淫好色，整日想着如何选妃，任凭朝政混乱无序。朝廷上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各个政治集团势不两立，各个政治集团都试图控制官员的任免权，扩大己方在政界的影响。石显专权时，凡是依附他的官员都会被任用为地方大员。外戚王氏专权时也是如此。久而久之，地方官员也卷入朝廷政治斗争，他们更关心朝廷政局的变动，而对地方政务毫不上心。

元帝、成帝对朝政的放任，以及朝臣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西汉官场的吏治越来越腐败。宣帝时期的清明吏治不复存在，官场逐渐被贪财好权之人充斥，一时人们慨叹“孝宣之业衰焉”。贪官污吏们致力于增加赋敛、贪赃索贿，组建政治联盟，然后把搜刮来的钱财进奉给当权的宦官和外戚，排斥异己，为升迁扫清道路。

就在朝政日趋腐败的同时，西汉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西汉立国两百年来，累积了无数功臣、官僚、皇亲国戚。这些人在家乡大肆购地置业，转变为地方豪强。刘邦初即位时，深知地方豪强对地方政务的干扰，所以建立了迁徙富户豪强于陵县的制度。到了元帝时期，地方豪强盘根错节，势力稳固，迁民政策难以为继，元帝索性放弃了迁民政策，宣布以后不再兴建陵县，任凭地方豪强坐大、坐强。

地方豪强的迅速壮大，直接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在社会上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严重的奴婢问题。地方豪强不断欺凌没有势力的平民百姓。豪强还与地方官吏勾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提供保护，并把赋税转嫁给平民。平民遭到豪强和官府的双重盘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也不足以上缴赋税和应付官吏的强取豪夺，许多平民只能靠借贷维持生计，最后只能卖掉土地来偿还债务。失去土地的平民只有两条路：一是依附豪强做奴婢，为豪强劳作、服务。二是背井离乡，过流亡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西汉末年基层社会迅速分化。基层乡村几乎都被豪强控制，土地为豪强所霸占，平民则沦为豪强的奴婢。(www.xing528.com)

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平民的奴婢化成为西汉末年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大臣意识到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严重动摇国家稳定。哀帝在位时期，大司马师丹上书指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豪强家财百万，百姓贫穷潦倒，当务之急是果断采取措施，限制豪强的土地规模和奴婢数量。哀帝命丞相、大司空商议对策，最后朝廷制定了限田和限奴令，规定了从诸侯王到各级官员允许拥有的土地和奴婢数量，凡是超出规制的土地和奴婢将被没收。但这时的西汉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已大大削弱，而遍布全国的官僚豪强又怎肯交出土地和奴婢，所以这项政策一出台，立即遭到强烈抵制。到了哀帝去世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项法令了。

混乱的吏治与豪强的欺压，使平民的生活境遇越来越差，一些不愿做奴婢，或是不堪官员、豪强欺压的平民背井离乡，过着流离的生活。武帝末年如秦末般严重的流民问题再度重现，幸而得到及时解决；哀帝时期全国流民又多达数十万。司隶校尉鲍宣曾经上书哀帝，总结出导致百姓流亡的七种原因，即著名的“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鲍宣精辟地总结出自然灾害、赋役沉重、贪官敛财、豪强欺压、吏治严苛、社会治安不佳是导致流民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除了“七亡”，鲍宣还总结了导致平民死亡的七项原因，即“七死”。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末年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

流散于各地的流民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为社会平添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一旦遇到突变，会立刻引发反对政府的叛乱。成帝即位以后，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开始显现，并且愈演愈烈，几乎不可收拾。建始四年（前29），长安人傰宗率领数百人反叛，盘踞于终南山，时刻威胁着长安的安全，京辅都尉王尊采取了极为残酷的镇压手段，历时一年才将这伙武装消灭。河平三年（前26），东郡（今河南省北部）人侯幕辟兄弟揭竿而起，自称将军，连破数县。阳朔三年（前22），颍川郡铁官徒一百余人在申屠圣的领导下起义，他们杀官吏，释囚徒，转战九郡，最后丞相长史亲自督战，调动数郡兵力才将叛乱镇压下去。然而仅仅过了八年，山阳郡（今山东省西南部）铁官徒二百余人又大举反叛，队伍转战十九郡国，东郡太守、汝南都尉先后战死，耗时一年才得以平定。鸿嘉三年（前18），广汉郡郑躬率众起义，自称“山君”，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成帝先后撤换数任广汉太守和益州刺史，采取剿抚并用的方式才将其消灭。西汉政府的武力镇压并没有收到显著成效，到了哀帝、平帝时期，全国各地的武装叛乱多如牛毛，政府已经无法控制了。

燕居观赏画像石（汉代，陕西米脂县官庄出土）。画面上的舞伎正用各色舞姿为主人作助兴演出。两大楹柱显示了大院的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