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与成帝：儒学推崇的见证

宣帝在民间时曾经接受过儒学教育，即位后对儒学也较为重视。宣帝亲政后选任的丞相基本都是儒生，以儒生为丞相逐渐成为西汉末年的定制。甘露三年（前51），宣帝还召集各地儒学大师齐聚石渠阁，对儒家典籍进行校订，凡文本存在重大歧异的，均由宣帝亲自裁断。虽然宣帝颇为看重儒学，但对儒学基本持利用的态度。与宣帝不同，太子刘奭则完全沉迷于儒家学说，几乎不能自拔。一次宣帝要严惩犯罪的大臣，太子认为其做法不合儒家理念，进言劝阻，建议让儒生来处理，气得宣帝大骂：“汉家自有一套治国之术，儒家只知道讲尧舜周公，放空话，不能专信。”宣帝认为太子受儒家学说毒害太深，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甚至萌生废掉太子的念头，但每当想起许皇后，便情不自禁，一直不忍心下手。

黄龙元年（前49），宣帝病重，预感到时日不多。他对太子放心不下，于是效仿武帝，为太子选择了三个顾命大臣。他任命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一同辅佐太子。当年十二月，宣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元帝。

宣帝原本想让史高、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太子。但是三人很快产生了矛盾。最后史高联合宦官石显迫害萧望之、周堪，迫使二人自杀。不过，史高并没有像霍光一样专断朝政，因为元帝已经成年，虽然元帝时期外戚史氏、许氏和宦官的权势极大，但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依然是皇帝本人。

元帝刚刚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委重任于儒生。元帝早年听说琅邪人（今山东省青岛市、日照市境）王吉和贡禹是关东大儒，所以即位后立刻征召二人。王吉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奔波，死在路上，而贡禹则顺利抵达长安。元帝见到贡禹，拜他为谏大夫，负责献计献策。元帝还多次召见贡禹，当面聆听他对国政的意见。贡禹首先提出，为皇室服务的机构过于庞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这实际违背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元帝立刻采纳，下令减少皇室马匹的数量，撤销了上林苑中饲养观赏禽兽的机构，解散了皇家杂技团和设在齐国专为皇室织造服装的作坊，还把宜春苑的土地交给贫民耕种。初元三年（前46），贡禹再度上书，建议减少皇宫宿卫的数量。元帝马上下令解散建章宫和甘泉宫的宿卫部队，让士兵回家务农。

贡禹在任谏大夫的几年里，主要建议是缩减皇家机构，减少皇室开销，减轻百姓负担，大多属于机构改革。而当贡禹被提拔为长信少府后，开始提议修改国家制度。如他建议提高百姓的纳税年龄。汉朝原来的赋税制度规定，百姓三岁至十四岁要缴纳口赋，十五岁至六十岁要缴纳算赋，并服徭役。贡禹建议百姓七岁至十九岁缴纳口赋，算赋和徭役的征发也相应延迟到二十岁以后。另外，贡禹还建议彻底废除盐铁专营制度，还利于民；取消货币，缴纳赋税和商品交易均以实物代替。贡禹主张废除货币的提议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实际，元帝并没有采纳，只是同意修改赋税制度和废除盐铁专营。但是仅仅过了三年，政府就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元帝只好下令恢复盐铁专营。最后只有赋税制度改革得以保留。

初元五年（前44），元帝任命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眼见元帝对自己恩宠有加，信心更足，又提出了一系列变更国家体制的提案。包括废除郡国庙、改革宗庙制度等等。但由于这些提案牵涉范围太广，元帝没有采纳。

十二月，贡禹病逝，他遵照儒家学说设计的一系列治国理念并没有就此终止。紧随贡禹之后的，是另一位儒学官员韦玄成。韦玄成是宣帝时期丞相韦贤的儿子，从小专攻《诗经》，也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学术型官员。他于永光元年（前43）出任御史大夫，次年升任丞相。他出任丞相不久，便开始继续推进郡国庙制度的改革。

所谓郡国庙，是指郡国为皇帝所立的祭祀机构。西汉初年，刘邦曾下令在各郡国为太上皇立庙。惠帝、景帝时期又分别要求各郡国立高祖庙、文帝庙。宣帝本始二年下令在武帝巡幸过的地方立武帝庙。到了元帝时期，分布在郡国的皇帝庙多达一百六十余所。这些郡国庙的日常开支都要由政府承担，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在儒家看来，这些郡国庙的存在是不合乎礼制的。因为根据儒家理念，只有天子才具有祭祀皇帝的权力，让诸侯和地方官祭祀皇帝属于僭越行为，所以儒学出身的官员都希望能够废除郡国庙。永光四年（前40），韦玄成联合在朝的七十一位儒学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废除郡国庙。上书最终被采纳，除了郡国的皇帝庙，皇室远亲的陵园也被一并罢废。

除了郡国庙问题，贡禹的另一夙愿是规范宗庙制度，这也是儒学官员的共同愿望。儒家十分看重对祖先的祭祀，而对于天子的祖先祭祀活动，则有一套系统的理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所谓的“七庙”制度，也就是皇帝只能选择供奉七位祖先。而从汉朝建立以来，已经有七位皇帝，如果再加上太上皇、卫太子和史皇孙，一共有十位祖先需要祭祀。那么应该供奉哪些祖先呢？对此儒家经典并没有明确阐释，儒家各流派的意见也不统一。最后经过商议，韦玄成提出太上皇不是开国皇帝，惠帝与元帝没有亲缘关系，他们的庙宇不再保留，而合祭于高帝庙；宣帝即位时已经明确了与昭帝的祖孙关系，所以卫太子庙也不再保留。经过这样的改革，“七庙”的数目最终确定下来，汉朝终于建立了符合儒家理念的宗庙制度。

彩绘雁鱼铜灯（西汉，山西朔州市出土）。此灯的亮度和照射方向可调节，将烟导入灯罩，融入腹中之贮水，可减少灯火烟尘的污染。(www.xing528.com)

建昭三年（前36），韦玄成病逝，继任丞相的是匡衡。匡衡也是儒生出身，以精通《诗经》而富盛名。匡衡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场政务危机。原来元帝的身体一直不好，时常生病，到了建昭年间，病情日益严重。一次元帝梦见祖宗谴责他罢废郡国庙和皇室远亲陵寝，内心非常恐惧，以为祖宗在惩罚他，于是召来匡衡，想恢复郡国庙。恢复郡国庙，就意味着用儒家理念改造国家制度的进程将出现倒退，所以匡衡耐心劝解元帝，让他消除顾虑，还亲自撰写文章供奉于皇帝庙，向汉家祖宗解释罢废郡国庙的合理性。最后元帝同意不再恢复郡国庙，但是皇室远亲的陵寝则悉数恢复。

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逝，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成帝也十分喜好儒学，尤为精通《诗经》、《尚书》。成帝即位以后，匡衡立刻上书要求重新罢废皇室远亲陵寝，另外废掉景帝庙，增添元帝庙，以成儒家“七庙”之制。这些奏议得到成帝批准，巩固了自贡禹以来的制度改革成果。

彩绘陶壶（西汉，河南洛阳市烧沟出土）

在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祖先祭祀和天地祭祀，儒家祖先祭祀礼制已经实现，接下来需要改革的无疑是天地祭祀礼制，而这正被匡衡视为施政目标。汉武帝时期，确定了天地祭祀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在甘泉宫泰畤祭天，在河东郡汾阴后土祠祭地，而秦代的祭天场所雍县五畤也被保留。武帝建立的天地祭祀格局与儒家理念并不符合，儒家以为天地的祭祀应该在都城郊外进行，即所谓“郊祀”。建始元年（前32），匡衡与御史大夫张谭联合上奏，要求废掉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遵照儒家经典在长安郊外重新建立祭天和祭地的场所。成帝召集大臣商议，虽然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坚决反对，廷议的结果仍然是儒学官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当年十二月，成帝下诏，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的祭坛分别迁到长安南郊和北郊，并于次年在新祭坛举行祭天、祭地仪式。成帝的这一改革，确立了在都城南郊祭天，在都城北郊祭地的郊祀制度。这项制度一直沿用至清代。明清时期北京城南郊的天坛、北郊的地坛也是遵照同样的理念规划修建。

汉代除了天地祭祀，还有大大小小的各色杂祠，祭祀地方各种神灵，祭祀花销也由政府承担。更重要的是，这些神祠与儒家排斥“怪力乱神”的精神相违背。经过调查，截至建始元年（前32）全国共有官府祭祀的神祠六百八十三所。建始二年，匡衡上书要求罢废其中的四百七十五所，奏议同样得到批准。著名的雍县五畤也在这次奏议后被废除。

与宗庙制度一样，郊祀制度的确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始三年，匡衡因罪被免职，郊祀制度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人。而成帝即位后迟迟没有子嗣，帝位继承人问题日益严重。成帝开始对郊祀改革产生怀疑。永始二年（前15），成帝下令恢复雍县五畤，并于次年将祭天、祭地场所迁回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祠。但成帝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直到绥和二年（前7）病逝，仍然未能生出孩子。成帝去世后，皇太后下令恢复郊祀制度，此后郊祀制度又几经反复，直到王莽时期才最终确定下来。

元帝、成帝在位时期，汉朝的国家制度发生剧烈变革，变革的基本趋势是尊奉儒家的治国理念。这种变化与元帝、成帝对儒学的痴迷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国家制度的改革其实是皇帝推崇儒学的外在表现。他们不仅按照儒家理念去改造国家，更重用儒生为官员，让他们把儒家的治国规范应用到日常行政管理之中。在元帝、成帝时期，儒学修养成为任用官员的重要标准。一些朝廷重要职务甚至是从儒学博士中直接选任，如薛广德为经学博士，后被元帝任命为御史大夫；平当则是从易学博士选任为光禄勋，平帝时位至丞相。儒学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这也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府官员儒学化的基本特征。在当时儒学发达的邹、鲁地区甚至流传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而元帝为了推动儒学在民间的发展，还于初元五年下令，凡是百姓能够通晓一种儒家经典，就可以免除终身的赋役。在元帝、成帝的倡导下，儒学在民间、在朝野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很多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成年后被选拔入官府，成为儒学官员。随着儒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汉帝国的发展方向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提到汉代丞相匡衡，就想到两个故事，一个是“凿壁偷光”，一个是“借书苦读”。此为凿壁偷光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