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时期的内乱与叛乱

如果要评选中国古代最迷信鬼神皇帝的话，武帝一定榜上有名。司马迁曾评价武帝“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对鬼神的崇信程度，即使在汉代人看来，也算是痴迷的了。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对所谓“神君”很感兴趣，每当听说哪里有灵异之人，就会立刻征召入宫，向其求神问道。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都因受武帝崇信而名噪一时，少翁、栾大先后被武帝拜为将军，武帝甚至把女儿嫁给栾大，封他为列侯。元封元年封禅泰山之后，武帝认为自己功成名就，与秦始皇一样，开始热衷于求仙，渴望能够与神仙相见，学习长生之术。不过，求仙问神毕竟是虚幻之事，武帝虽然任用方士无数，连年派人入海，却一无所获，渴望长生的热情也逐渐减弱了。

到了武帝晚年，身体状况日渐不佳，性格也变得越来越猜疑，总是怀疑有人暗中利用巫术诅咒自己。武帝的这种心理，被江充察觉，并加以利用来打击政敌，从而掀起了一场惨烈的政治风暴。

江充本来是赵国太子刘丹的宾客，后来与刘丹产生矛盾，刘丹派人捕杀江充，江充变更姓名逃到长安，向武帝检举刘丹的不法行为。时值武帝严厉打击诸侯，立刻下令逮捕刘丹，将其处死。从此之后，江充得到武帝重用，成为新一代酷吏代表。为了向武帝表明忠诚，江充不惜向皇亲国戚下手，甚至连太子、公主也遭到江充的弹劾。朝中大臣和刘氏宗亲都对江充恨之入骨。

太子刘据是卫皇后的儿子，也是武帝的长子，很早就被立为皇储。太子为人宽厚，与武帝严苛的性格有很大不同，朝中宽仁之士和儒臣都依附于太子。久而久之，朝中形成以武帝为核心的酷吏集团和以太子为核心的循吏集团。需要说明的是，武帝与太子虽然性格不同，但是武帝并没有因此厌恶太子，其实太子宽仁性格的形成也与武帝有一定关系。武帝曾经跟卫青说过，自己即位时汉朝面临着很多威胁，所以必须加强集权，严苛执政，这样才能保障全国集中力量对抗内忧外患；但高压统治难以持久，所以需要一个宽仁的继任者来稳定天下。这番话表明，武帝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规划，当时对太子也无恶感，不愧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到了武帝晚年，那些被武帝重用的酷吏开始变得惶恐起来，他们深知武帝去世以后，太子一定会铲除自己，所以总是想尽办法构陷太子。武帝面对诋毁太子的谗言，往往是置之不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太子的信任。

彩绘裸体男立俑（西汉，咸阳市渭城区三义村出土）

征和元年（前92），丞相公孙贺抓捕了关中大侠朱安世。为了自救，朱安世上书检举公孙贺的儿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并用偶人诅咒武帝。武帝最痛恨别人诅咒自己，他让江充调查此事。江充穷追不舍，派人搜查公孙贺及阳石公主府邸。当时利用偶人诅咒政敌（又称“巫蛊”）非常流行，所以搜查到偶人并不困难，江充将这些偶人说成是诅咒武帝的工具，武帝下令处死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诸城公主和长平侯卫伉也受牵连而被诛杀。卫伉是卫青的儿子，卫皇后的侄子。卫伉被诛杀，让卫皇后和太子都深感不安。

彩绘裸体女立俑（西汉，咸阳市渭城区三义村出土）(www.xing528.com)

由于痛恨巫蛊，武帝竟然毫不留情地处死丞相、公主、长平侯。江充意识到，利用巫蛊大做文章，也许会扳倒太子。江充向武帝汇报，称宫中有巫蛊之气，请求调查，得到武帝批准。江充随即派人入宫，大肆发掘偶人，同时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宫人相互检举揭发，无数人因此而受到牵连，因巫蛊而被处死的多达数万人。江充看到时机成熟，开始对皇后和太子下手。江充以调查巫蛊为名，率人闯入皇后宫殿和太子府邸，发掘出许多偶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扬言要将此事上报武帝。太子想上书辩白，但当时武帝病重，在甘泉宫养病，没有任何音信。太子向老师石德征询意见，石德认为武帝生死不明，为了防止江充假传武帝旨意加害皇后，太子应该先发制人。太子认为有理，派人假扮成武帝派来的使者，假传圣旨，收捕江充，马上将其处死。

杀掉江充之后，太子试图控制长安局势。他派人打开武库，将皇后和自己的侍卫武装起来，然后围攻丞相府。丞相刘屈氂不敢抵抗，只身逃脱，丞相长史也逃出长安，到甘泉宫向武帝汇报。武帝得知太子起兵，大怒，亲自前往长安西郊的建章宫督战，下令征发京畿的部队围攻长安。武帝亲自坐镇城外平叛，长安城中的官员明白太子假传旨意，官员迅速分化，很多官员倒戈反攻太子，一时长安城中局势大乱，双方激战数日，死者无数，血流成河。太子见大势已去，仅率数名亲信，逃出长安。武帝回到宫中，下令收夺皇后玺印，逼迫皇后自杀，凡是依附太子的官员全部诛杀，同时传令天下搜捕太子。不久，太子行踪暴露，被官兵围困在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县），太子自知无法逃脱，自杀身亡。

随着长安局势的平定，武帝逐渐意识到太子是因为江充逼迫才铤而走险。武帝下令将江充全家诛杀，还诛杀了追捕太子的官员，并在湖县修建了思子宫，宫中筑有“归来望思之台”，寄托对太子的思念。

就在长安爆发严重内乱的同时，地方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元朔至元封年间，由于武帝致力于对外征伐，不断增加税收，同时为了稳定社会局势，又采取高压统治，很多百姓不堪重负而转为流民。元封四年，关东已累积流民二百万口，他们游走于各地，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虽然采取徙民实边的举措，但并不能根本解决流民问题。太初年间，武帝重新开始对外征伐，连续出征大宛、讨伐匈奴，而且都是举全国之力，一时造成“海内虚耗”、“天下骚动”的局面，终于在天汉二年爆发了严重的农民暴动。这次暴动波及关东各地，流民们汇集成反政府武装，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他们攻城劫邑，捕杀地方官吏，声势极为浩大，甚至关中也有人暗中交联。武帝采取了非常严酷的镇压措施，委派酷吏为使者，让他们督导地方官员镇压暴动。为了督促地方官员平叛，武帝制定了“沉命法”，即如果地方官平叛不力，县令以及所属郡守均要获死罪。命令下达后，县令因为担心获罪，对地方叛乱竭力隐瞒，郡守也不敢责问，于是出现欺下瞒上的局面，很多郡国只能任由叛乱发展，甚至郡国之间的交通都被反政府武装阻断。

武帝对地方叛乱的镇压虽然极为严酷，但未能有效阻止叛乱的爆发。全国各地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直到太始、征和年间，关东依然是“奸邪横暴，盗贼并起”（《汉书·萧望之传》）。前面说到，征和三年，李广利征讨匈奴全军覆灭，西域局势也变得动荡起来。征和四年，大司农桑弘羊等上书建议武帝扩大西域屯田规模，增修亭障，并向西域增兵。一时关东人心惶惶，百姓们都担心第三次大宛之役的到来，结果却十分出人意料。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还下达了一份诏书，检讨自己过去专事征伐的行为，同时向世人表态，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宣告放弃西域，不再对外作战。武帝还下令恢复文帝以来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此任命贤者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以昭显思富养民之意，号令地方官员鼓励农耕。武帝的这份诏书是针对桑弘羊屯田轮台的建议而发，所以又被称为“轮台诏”，又因诏书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还被称作“罪己诏”。轮台诏仅仅是武帝检讨以往过失的开端，此后几年内，武帝又接连发布“罪己诏”。1977年，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一份戍边士卒抄写皇帝诏书的残件，诏书中皇帝告诫即将即位的太子要吸取秦代胡亥灭亡的教训，务必善待百姓，轻赋减税。 [7]经专家确认，这是武帝临终前颁发给昭帝的诏书，这无疑是武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武帝是我国古代第一位通过“罪己”形式来悔过施政错误的帝王。在武帝的努力下，西汉政府实现了由“修武”向“守文”的政策转变。 [8]

武帝不愧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在征和年间，皇室爆发了严重内乱，对外征伐接连失败，关东叛乱此起彼伏，这时的社会状态与秦朝末年极为相似。倘若此时武帝不改弦更张，继续执行严苛高压的施政方针，一定会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国家也会由此陷入危亡的境地。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明晰地洞察了局势，抓住了改变执政方向的最后机会，把整个国家从危亡的境地挽救回来。后世史家称赞武帝能够不重蹈“亡秦之迹”，拯救西汉王朝于危亡之际，可谓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