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年间，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领域，武帝树立了绝对权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和剿灭南越国，不仅奠定了汉帝国在东亚世界的领导地位，还使得帝国疆域变得空前辽阔。武帝觉得自己功成名就，筹备封禅泰山大典。元封元年，武帝大举出巡，此次出巡明显仿效秦始皇，出巡队伍出函谷关后，直赴东海郡，沿着海岸北行，进入齐地。武帝在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典礼，还在泰山接受诸侯和外国使节的朝见。泰山封禅无疑是出巡活动的高潮。封禅典礼结束后，武帝继续沿海岸北行至碣石，然后由辽西郡西行至五原郡，最后由直道返回长安。
不过，武帝的荣耀并未就此结束。元封元年，闽越国被汉朝消灭。元封二年，滇国投降。元封三年，朝鲜国灭亡，西域的楼兰、姑师被消灭，西域交通重新畅通。自此，汉朝周边的民族政权几乎都被消灭，武帝认为整个天下都已纳入汉朝版图，特地下令烧造带有“惟汉三年，大并天下”铭文的瓦当，装饰在长安及附近宫殿，以示纪念。元封元年，武帝在泰山封禅典礼完成后，亲临东郡瓠子口，督导军民数万人堵塞黄河决口，从而结束了黄河二十余年的泛滥，关东水患大大减轻。这时的武帝内心极为骄傲，他感到自己的功绩已经超越了前代所有帝王，即使是秦始皇也不能匹敌，他渴望能够找到一种新方式向天下昭示自己的伟大事业。
汉代瓦当（刻有“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八字）
群臣们显然领会了武帝的心思，经过商议，共同提出“改正朔”的方案。“正朔”中的“正”指正月，为一年的开始；“朔”指朔日，为一月的开始。所谓“改正朔”是指重定正月和朔日，也就是改定历法。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法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因此改定历法往往有革旧更新之意。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颁令改定正朔，以示革新。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沿用了秦的历法，并没有改变正朔。但很多人认为，汉朝取代了秦朝，理应变更正朔，所以汉初常有人上书建议皇帝变更正朔。文帝在位时期，贾谊曾建议改正朔，但因丞相张苍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行。直到武帝时期，汉朝仍在使用秦代的正朔，大臣们认为已经到了革除秦代正朔的时候了。
元封七年初，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联合上书，倡议变更正朔。奏议得到批准，不过武帝并不满足于改定正朔，他在准奏司马迁等人重定历法的同时，还下令群臣重新商讨国家制度，凡不合时宜之处皆作改定。当年五月，武帝正式下令改正朔，废除秦代以十月为岁首的制度，改以正月为岁首，颁行司马迁等人编造的《汉历》（因该历法颁行于太初年间，后世称《太初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同时对国家制度进行全面变更。武帝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确定年号制度。战国以来的纪年制度，是以帝王在位年数进行计算。而每当遇到重要变革，帝王会选择重新纪元。如文帝于在位第十七年时改立新元，景帝也曾两次改元。武帝即位以后，逐渐形成六年一改元的定制，但随着在位年数的增长，一元、二元、三元……的纪年给日常行政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确定给每一个纪元配以特殊称号的制度，即年号制度。关于武帝时期年号制度的形成与执行，存在许多疑问，长期困扰学术界。后来经过辛德勇先生的研究，这一系列问题逐渐得以澄清。根据辛先生的意见，在武帝第五纪元的第三年，有官员建议用天瑞给此前的纪元定名，武帝采纳这一建议，把前四个纪元分别定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在追记年号后的第二年，武帝在汾阴祭祀后土，掘出一尊古代铜鼎，武帝认为这是祥瑞，故下令将正在使用的第五纪元定名为元鼎。进入第六纪元的第一年，武帝举行了隆重的泰山封禅典礼，为示纪念，下令将第六纪元定名为元封，从而形成先行改元，再追记年号的制度。到了第七纪元，武帝在下令改元的同时，定新纪元的年号为“太初”，确定了预先订立年号，在改元的同时，变更年号的新年号制度， [6]这一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直到清朝灭亡。
武帝订立年号制度的根本用意是凸显皇帝的至尊地位。因为在武帝以前，不仅皇帝有纪年，诸侯王和列侯也有独立的纪年。同样的纪年制度无法体现皇帝的尊贵，武帝确定年号纪年，把皇帝纪年与诸侯纪年区别开，更符合抬高天子地位的意愿。可以说，年号制度的创立是与皇帝制度配套实行的，此后年号与皇位紧密相连，每当新皇帝产生时，必须颁布年号作为合法地位的象征。年号制度不仅对中国，对东亚世界的影响也很巨大，东亚地区的政权几乎都实行过年号制度，今天的日本仍然在使用年号纪年。武帝确立的年号制度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确立土德受命。战国时期，五德终始理论十分盛行。秦始皇统一天下时，确定秦朝为水德，汉朝建立后，仍然沿用水德。但很多人认为，汉朝既然取代秦朝，理应轮转为土德。文帝时期曾短暂定立土德，但在丞相张苍的反对下很快又恢复为水德。到了太初元年，武帝明确定立土德，相应地变更朝色为黄色。
铜胡人俑（汉，西安市文物库房藏）。此为胡人特征的雕铸，说明当时西域胡人通过丝绸之路到长安。
变更职官名称。汉初的职官名称也继承自秦代，景帝中元六年朝廷虽然大批变更中央官员名称，但所更改的名称仍然带有秦代官称的特点。太初元年，武帝再度更改官员名称，很多官称取自古代经典，寓意古雅，再也看不到秦朝官制的痕迹。如更郎中令为光禄勋，更中尉为执金吾，更典客为大鸿胪，更左内史、右内史、主爵都尉为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即“三辅”），等等。更改官印制度。印章是秦汉官员权力的象征，由政府统一制造颁发。汉初的官印仍然继承秦代制度。太初元年，武帝对官印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次官印改革主要针对二千石以上官员，改革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印章称呼。秦代的官印一律称为“印”，太初新官印制度更二千石官员印章名称为“章”或“印章”。二是印章字数。秦代官印皆为四字，而太初新官印制度规定二千石官员印章字数为五字。例如原来丞相和御史大夫所佩官印印文为“丞相之印”、“御史大夫”，改革后变更为“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章”。千石以下官员的官印不改，仍然沿用原来的制度。这样做可以强化官员的等级差别。
“加气始降”瓦当（西汉，陕西兴平茂陵博物馆藏）。西汉流行阴阳五行学说，瓦当有交好运的寓意。
太初改制的内容还有许多，例如秦代崇尚数字“六”，实行制度多用“六”，太初元年以后改用“五”。又如太初元年以前汉朝六年一改元，之后固定为四年一改元。此外在服饰、音律、礼仪方面还有很多改革，但因为记载缺乏，很难确切了解详情。正如《汉书·武帝纪》所载，太初改制是“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云。”其目的是建立一套全新的国家制度，使之长久流传。
武帝于太初元年推行全面的制度改革，意在展示新汉帝国的诞生，与旧的汉帝国划清界限。其实，武帝所采用的新年号“太初”，就是万象更新、重新开始的意思。在武帝看来，太初改制后的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由自己一手缔造。一个全新的帝国屹立在华夏大地，这不正是武帝丰功伟绩的最佳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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