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不仅在政治上富有雄才大略，对文化也有超乎寻常的热忱。例如武帝酷爱文学，特别推崇“赋”这种文学样式。赋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其特征是以构拟两人对话的形式来阐明某种道理。战国时期的赋短小精练，到了汉初，赋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发展，篇幅开始变长，内容由单一的说理转为说理、叙事、抒情相结合，同时注重文采和想象。汉初的赋以贾谊《吊屈原赋》、《服鸟赋》，枚乘《七发》为代表。其中枚乘《七发》构拟楚太子与吴客的对话，分别描述了音乐、美食、车马、巡游、田猎、观涛等事物，在极尽铺陈的描述后，阐述了奢侈淫佚必然危害身心的道理。《七发》言辞优美、构思巧妙，武帝在做太子时就非常欣赏。武帝即位后，立刻征召居家养老的枚乘入宫，结果枚乘病死于途中。武帝非常遗憾，又征召枚乘的儿子枚皋，但他却无法写出像父亲一样优美的文章。
除了《七发》，武帝还非常喜欢《子虚赋》，武帝误以为此赋为古人手笔，常常慨叹自己无缘与作者相见。一次武帝又为《子虚赋》发感慨，恰巧被狗监（为皇帝养狗的官）杨得意听到了，杨得意说此赋是同乡司马相如写的，武帝听了大惊，马上派人征召司马相如。武帝希望司马相如能够再写一篇像《子虚赋》的文章，司马相如仅用几天时间就写成《上林赋》。《子虚赋》原本是构拟楚国使者子虚与齐王的对话，描述楚王游猎的盛大景象。而《上林赋》描绘了天子游猎的盛大景象，其言辞之优美，想象之瑰丽，铺陈之夸张全面超越《子虚赋》。《上林赋》以“上林”为题，即指上林苑，暗指赋中的天子就是武帝。武帝读完此赋，叹为观止，让司马相如在宫中供职。以后每逢大事，武帝都会命司马相如作赋来歌颂一番。司马相如相继写出《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赋》等作品。
司马相如的赋结构宏伟、文辞优美、情感丰富又不失讽谏意义，由于深受武帝喜爱，成为文人争相模仿的范本，东方朔、司马迁、吾丘寿王等人的赋大多都能看到司马相如作品的影子。赋在武帝时期进入创作全盛期，《汉书·艺文志》载录的汉赋作家，几乎都活跃于武帝时期，赋也成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而汉赋在武帝时期奠定了“铺采摛（chī）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基本特点。在武帝看来，只有结构宏大、夸饰瑰奇、文辞博奥的“赋”才能反映他所统治汉帝国的强盛和繁荣。
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十分推崇儒学，在他的积极扶持下，儒学也得到了发展。儒学本来的主旨是通过仁、义、孝、悌等道德准则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并借助道德和礼法来治理家庭、国家，是一种规范个人和社会的思想体系。武帝提升儒学的地位，将其列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希望儒学能够承担更多的思想功用，因此极力引导儒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正是在武帝时期，儒学出现了容纳百家学说和神学宗教化的倾向。在此过程中，董仲舒发挥了巨大作用。董仲舒是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年少时以研读《春秋》闻名，后被景帝征召为博士。武帝即位后，命令中央和地方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在回答武帝的策问时，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儒学理论体系。董仲舒指出“天”是宇宙万物的基础，天的运行存在基本规律，即“天道”；人类社会与天存在对应关系，也存在基本规律“人道”；天道的变化会通过自然灾异表现出来；人应该去遵循天道，同时依照天道去规范人道，还要注意自然灾异对人类社会的警示。董仲舒的理论本质是强调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对应性，后人将其总结为“天人合一”的感应学说。在具体阐释理论时，董仲舒吸收了道、法、墨、名、阴阳诸家之学，把它们融入儒学思想体系之中。而对天人感应的阐释，使儒学不再仅仅是一种规范个人、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而能够回答自然、人生等一系列问题，具有了类似宗教的神学特质和神秘主义色彩。经过董仲舒的发展，儒学成为一种可以容纳各种理论观念的开放学说，这正是武帝需要的国家统治思想形态。儒学家和统治者们可以根据需要对儒学思想进行演绎，这也是儒学能够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断变化，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根本原因。
观伎画像砖（汉代，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伎人在鼓、排箫的伴奏下做跳丸、跳瓶、巾舞等表演。
热衷于文学、儒学的武帝对文献典籍也非常看重。在惠帝废除“挟书令”后，很多隐没民间的古代典籍陆续出现。武帝在位时期，多次下令征集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皇家征集到大量书籍。武帝扩大了宫廷藏书的规模，除了沿用原有的石渠、天禄、麒麟三大藏书阁以外，增建了延阁、广内等藏书阁，还建立了图书征集、保管、抄写、使用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很多重要典籍是在汉武帝时期被发现并流传下来的。例如鲁王在拆除孔子旧宅时，在墙壁里发现了用古齐国文字书写的《尚书》、《礼记》等典籍，这些典籍很快被征集到皇宫，并得到大学者孔安国的系统整理，成为后世重要的典籍文献。在武帝的影响下，诸侯王藏书的风气也很盛行。河间王刘德喜好古书，不惜花费重金征集古书，先秦重要典籍《周礼》就是经他征集才得以流传。淮南王刘安也喜欢征集古书，他的收藏后来都被没收，成为皇家藏书的一部分。
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汉，河南新野征集）。平索戏车是汉代流行的一种杂技，表演者在两辆车子的奔驰和绳索的摇晃中做各种高难度动作。(www.xing528.com)
秦汉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十分丰富。对于秦代至汉初的帝王来说，天的祭祀是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祭天是天子的特权，诸侯是没有权利祭天的。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日衰，身为诸侯的秦襄公认为秦国独占西方，已拥有祭祀西方天神少昊的权利，于是在都城雍修建西畤（畤即祭坛）祭祀少昊。以后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秦君又陆续在雍增修了东、南、北三畤分别祭祀青帝、炎帝、黄帝，暗示秦君已有权利祭四方天神。到了战国中期，秦君称王，祭祀四方天神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秦国迁都咸阳，但四畤仍然留在雍，雍转变成秦国的宗教中心，秦王定期要去雍祭祀四畤。
西汉初年继承了秦代的祭祀制度，仍然以雍为宗教中心，只是刘邦认为四畤不合礼数，又增加了黑帝而成为五畤，刘邦的做法显然深受五行观念的影响。汉初诸帝都曾亲赴雍祭祀五畤，但祭天仪式的举行并不固定，到了武帝时期才确定了三年一祀雍的制度。时至元鼎年间，关东诸侯王国势力已基本消除，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朝的疆域大大拓展，武帝感觉五个天帝的信仰与大一统的王朝不甚匹配。方士谬忌伺机进言，称“太一”是至尊天神，地位在五帝之上。武帝接受了“太一”信仰，于元鼎六年在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宫修建太畤，作为祭祀太一的场所。甘泉宫的地位由此大大提升，武帝经常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和外国使节的朝见，还在甘泉宫附近修建了诸侯府邸和使节馆舍。虽然武帝推崇“太一”神，但仍然保留了五帝，将五帝阐释成协助太一治理五方的助手，供奉祭祀如故。
元鼎年间武帝确定太一的地位后，觉得只有天神还不够，还应该存在与之对应的地神。后来在方士的建议下，武帝又确定“后土”为至尊地神，并选定在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修建后土祠专事祭祀。武帝一生共五次前往后土祠主祭。
五畤、太畤、后土祠都地处关西，武帝认为关东也需要一处宗教中心，而泰山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元狩年间，在武帝的暗示下，济北王将泰山及周边土地进献给汉廷。武帝随即在泰山脚下修建一系列宗教设施，还设置奉高邑进行管理。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前往泰山举行盛大的封禅典礼，还定下五年一修封的制度。此后每隔五年，武帝都会亲往泰山封禅，同时在泰山接受关东诸侯王的朝见，举行各郡国的“受计”仪式。泰山已成为皇权在关东的象征。
经过武帝的改革，西汉皇家宗教中心由一个增加为四个，而雍郊五畤、甘泉太畤、汾阴后土的祭祀成为汉代第一等重要的宗教活动，皇帝必须三年一次轮流朝拜三地，举行祭祀仪式。而泰山封禅则成为仅次于天地祭祀的第二等宗教活动。五畤、太畤、后土祭祀制度一直被后来的汉帝尊奉，而封禅典礼因为耗资巨大，在武帝以后就停止了。
武帝在位时期，文化空前繁荣。班固盛赞：“孝武之世，文章为盛”（文化灿烂）。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而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出现了。 [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